+《朝华午拾：欧洲之行》

朝华午拾 - 我的世界语国（四）: 欧洲之行

立委《我的世界语国》入《世运人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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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夏天，我和导师去德国慕尼黑应参加第二次国际机器翻译最高级会议。此前，我跟荷兰BSO（Buro voor Systeemontwikkeling BV）公司的机器翻译研究组一直有联络，应约为他们的以世界语作为媒介语的多语机器翻译系统 DLT，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依从关系的形式句法。他们听说我们要来欧洲，就邀请我和我的导师，还有中国机器翻译界知名人物董老师，会后顺道访问他们的实验室一周，做学术交流，共同讨论汉语句法里的一些疑难问题。这次活动，他们称作 Chinese Week.

我们是应慕尼黑机器翻译峰会的召集人，西门子公司的S先生特邀，提交论文，介绍我们的JFY英汉系统。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一切陌生而新鲜。大会在大酒店的拱圆形讲演大厅举行，气派豪华。我的导师是俄语出身，所以派我上台宣讲论文。初生牛犊不怯场，我报告完后，回答了两个问题下场，正赶上中场休息时间。大概东方面孔的报告人很少，慕尼黑电台的记者现场采访了我，询问我的观感，还好没有涉及64的问题（当时64刚过，风声很紧，我们办到一半的出国手续，又重新审查一遍，险些泡汤）。

大会以后，我们乘火车沿莱茵河往阿姆斯特丹，一路风景如画，赏心悦目。河岸高地上屹立着一座座中世纪古城堡，引人遐想。我们在大学城 Karlsruhe 停留两天，访问两个刚认识的电脑专业的留学生。德国小城的整洁优美、绿地成片和德国人的彬彬有礼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当时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城也有一条红灯街，而且就在大学生宿舍楼门前。后来到了号称世界“性都”的阿姆斯特丹才明白，这是小巫见大巫了。当时，本室同事傅大姐正在阿姆斯特丹进修，她请了一位留学生带领我们参观举世闻名的红灯区。这是来阿姆斯特丹的人必游项目之一，对荷兰旅游业很重要（几个月前，报载争议已久的阿姆斯特丹红灯区终于关门大吉）。

运河边的红灯区好像台北的夜市和北京的庙会，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见到有导游打着小旗，带领一队队游客。不时有骑着摩托的警察穿过。红灯区占据了运河边纵横七八条大街，沿街的房子，有一串串布置得很讲究的橱窗，每个橱窗里面有身着三点式的小姐坐台亮相。妓女有各种肤色和体态，有的小巧，有的肥硕，大部分都不好看，甚至倒胃口，但一律打扮得光鲜妖艳。第一次来参观的游客，不大敢正眼看妓女，因为她们总盯着游客频抛媚眼。我们的导游同学显然是老油条了，一路跟这些妓女打招呼，送飞吻，你来我往，但并不进门。看到一位日本人好像在门口讨价还价，等再回头时，这位买春客已经登堂入室，橱窗的帘子也拉上了，表示正在营业。不过，多数橱窗是没有业务的，毕竟众目睽睽之下招徕买春客似乎不是好的商业模式。我怀疑她们也许有政府旅游局的补贴，否则怎么可能经营下去。红灯区还有很多性商店和录象馆。走进一家商店，满目都是各式各色的硕大的性器官模型，吓得我赶紧逃离。

游览阿姆斯特丹后，我们按计划去Utrecht的BSO公司访问一周。DLT 项目研究组十几个人，一半是语言学家，一半是工程师，看得出来，这是个气氛融洽的团队。德国世界语者 Klaus Schubert 博士是系统枢纽“依存关系句法”（dependency grammar）的设计人，在项目第二阶段继 Witkam 成为项目组长。71届大会后招进来的美国世界语者 Dan Maxwell 博士，负责东方语言的句法项目的承包、质询和验收，是我的直接领导（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后来我成为他的 boss，这是后话，见《朝华午拾：水牛风》）。Dan一看就是老实人，照顾我们客人殷勤有加。我看到他早上骑自行车来上班，笑着跟他说：
“我在北京上班跟你一样”。

研究组的骨干还有国际世界语协会的财务总监，知名英国籍世界语者 Victor Sadler 博士，我在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跟他认识。作为高级研究员，他刚刚完成一项研究，利用 parsed （自动语法分析）过的双语对照的语料库(BKB, or Bilingual Knowledge Base)的统计信息，匹配大小各异的翻译单位（translation unit）进行自动翻译，这一项原创性研究比后来流行的同类研究早了5－10年。显然，大家都看好这一新的进展，作为重点向我们推介。整个访问的中心主题，仍然是解答他们关于汉语句法方面一些疑难问题。他们当时正在接洽欧洲和日本的可能的投资人，预备下一步大规模的商业开发，汉语作为不同语系的重要语言，其可行性研究对于寻找投资意义重大。

期间，Victor以世界语朋友身份，请我到他家吃晚饭。他住在离公司不远的一栋公寓里，太太来开门，先跟丈夫轻吻，然后招呼我进来。太太也是世界语者，忘了哪国人了，总之是个典型的世界语之家，家庭用语是世界语。Victor告诉我，太太实际上会一些英语，但是用英语对她不公平啊。太太很和善，跟我说，他们俩非常平等，她做饭，Victor洗碗。我说，这跟我家的分工一样，我最爱洗碗这种简单劳动。她笑着说，“Victor, vi havas helpanton hodiau (你今天有帮手了)”。饭后Victor洗碗，并没有让我插手，我站在旁边陪他聊天，一边看他倒进大把的洗涤液，满是泡沫把餐具拿出来，用干布擦干。我告诉他们，这跟我的做法不同，我们总是怀疑化学制品有毒或副作用，最后必须用清水涮净才好。太太不解地问：“洗涤液如果有毒，厂家怎么能生产呢？” 这倒把我问住了。Victor夫妇和蔼可亲，我感觉在老朋友家一样，饭后一边吃甜点和水果，一边闲聊，尽兴而归。

记于2006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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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随笔：世界语科技界的一件大事 －【DLT项目背景介绍】》。

要想进一步了解媒介语和机器翻译的学术背景，可以参见我的机器翻译的介绍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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