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15日星期日

《朝华午拾:鹿兄-我的中小学学生生活》

Hirsch: 我的中小学学生生活

《立委日志》
《立委:朝华午拾》目录

Hirsch的这篇回忆录细节生动,记录了我们这辈人的那个年代的生活。征得鹿兄同意,转载于此。


学老李的《朝花午拾》
作者:Hirsch

这次回国探亲,看了父亲还未完成的回忆录草稿,发现有多处记忆错误。不由得感叹,真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虽然总觉得还不到写回忆录的年龄,但看到比我年轻的老李和老吴都写了回忆录,那我就把我的部分经历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吧。吸取老老李回忆录第一稿的教训,尽量加入细节。但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有些杂乱无章。诸位多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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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小学学生生活(征求意见稿,谢绝转贴)

我的中小学是全部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渡过的。


1.小学期间

我应该1966年上小学,但正赶上“停课闹革命”,当年的招生停止。为了让我能学点东西,父亲找到我哥哥的班主任,请求让我跟着哥哥旁听。于是大约有一个月时间,我每天跟着哥哥去上学。现在只记得是天天抄毛主席语录和学唱语录歌。后来学校全部停课,我就和父亲到他任教的大学生活了几个月。那段时间给我的印象就是乱,到处是大标语,大字报。到处是高音喇叭不停地广播,到处是油印的传单。

我也曾帮我父亲撒过传单,记得曾在公共汽车上给每个乘客发传单,还曾在教学楼顶向楼下撒传单,然后恶作剧地向抢传单的人群撒小石子。曾看过批斗陆定一,但具体场景已毫无印象,只记得口号连天。至今还记忆深刻的是用篮球筐的架子做成的大“弹弓”及学校宿舍楼顶上堆满砖头的“弹药库”,还有就是把家里除“马恩列斯全集”和毛主席著作外的几乎所有书籍都用大麻袋送到了废品站。

由于我曾和哥哥上了几天学,可能老师觉得孺子可教吧。开学前哥哥的班主任和我的班主任共同到我家家访,问我是上一年级还是上三年级。父亲认为小学基础应打扎实,就让我从一年级读起。现在想起来,我如果和哥哥一起上了三年级,我就赶上了下乡插队,也就可能和老李一样成了77级的学生。

我家当时的一位邻居叔叔是京剧谜,他家没有孩子而他又很喜欢我,我就经常跑到他家去玩。因此我那时几乎会唱所有革命京剧的段子。上小学的第一天就在开学典礼上唱红灯记里李玉和的“临行喝妈一碗酒”,另一位小时的玩伴唱了“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后来她成了中央舞剧团的芭蕾舞演员。印象很深的是,我谢幕时向台下敬了一个“少先队队礼”,如果当时有人追究的话我可能还没上学就成小反革命了。后来我曾跟着校宣传队多次在外面演出这个节目,包括在西单的马路上和(TAnMen)广场上演出过。

我家当时住在北京市政府机关宿舍,就在北京市政府机关的对面。因此经常看到开“批斗走资派”大会,也常见到过去的爷爷、伯伯们头戴纸作的高帽,胸前挂着牌子,自己敲着锣游街。“铛,铛,我是黑帮”的号子至今不能忘却。每隔一段,就会有“叛徒特务走资派XXX自决于人民”的大字报出现。那时经常会有人在市府大楼的五楼顶上徘徊,尤其是傍晚天快黑的时候尤其瘆人。最吓人的一次是在一天下午2:00左右,我和几个小伙伴在市府大楼的楼下玩。一声闷响在离我们二十多米处掀起一股尘烟。“有人跳楼啦!”,一个孩子一声喊,吓得大家四处逃窜。当时谁也不敢去看那死尸,至今我不知那位跳楼的人是谁。

文革开始不久,从小把我们带大的姥姥就被红卫兵勒令赶回了已经没有亲戚的老家。我上学不久,爸爸妈妈又双双被送到“五七干校”,家里就剩下长我不到两岁的哥哥和我。爸爸远在江西,妈妈在北京南郊每星期能回家一次。我和哥哥每天三顿在市府机关食堂吃饭,自己去上学,放学后就和一大群和我们类似的孩子们玩耍,晚上自己洗漱睡觉。完全是自己独立生活。当时市府大楼宿舍在食堂吃饭而家里没人照顾的孩子有二三十个。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林彪事件后,父亲才从干校回到北京,母亲也正常在机关上班了。姥姥也于74年左右回到北京。记得由于没有县一级的介绍信,姥姥不能买到北京的火车票。最后是买去北方某处的车票,但到那地方需在北京换车。虽然家长们都回来了,但我们这帮孩子仍然在机关食堂吃饭,一直到76年底我家搬离市府大楼宿舍。据说这帮人里有人官当到副部级了,但我没有去考证核实。司局级到确实有一两个,前几年回国还见过面。

小学期间,每天的第一节课叫“天天读”,即学习毛主席语录。大多数学生当时大概都能背诵整本的小红书。那时在我的心目中,毛绝对是个神。如果那时党号召我们做“人肉炸弹”,大多数孩子都会毫不犹豫地为革命而牺牲自己。现在印象比较深的还有挖防空洞,脱砖坯,最高指示和忆苦思甜。有一年,各个单位都请一些老贫农来回忆旧社会的苦和新社会的甜。在那些忆苦思甜会上听说狠心的地主用水银灌到小孩的尸体中作童男童女,那孩子还可以面目如生。刘文采的罪行也是那时编造出来的。我们不止一次到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去参观“出租院”的雕塑。忆苦思甜会后一般要吃“忆苦饭”,多为掺了些棒子面的糠窝窝,为此我们还得交粮票和钱。在忆苦思甜会上一般都是哭声一片,一次一个同学在会上笑了一声,结果很是给他办了几天学习班。“最高指示”一般都是在晚八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时发表。一旦听到有最高指示,学生们必须回校,家长也必须回单位。学习后就是全市大游行,锣鼓鞭炮声整晚不停。对于孩子来讲最高兴的是可以捡到没有爆炸的鞭炮,幸运时可以捡到几十个,那就可以玩好几天了。对于挖防空洞和脱砖坯,只记得“累”。对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这些对成年人都是重体力的活,怎么能吃得消呢。

那时虽然很乱,但小学期间学习似乎并没有耽误。老师对我们的学习抓得还是很紧的。记得我有一次算数小测验考了98分,结果由于是交卷太快,被老师认为是不认真,被迫在全班作检查。作为学习委员,我还多次给班上“落后”同学补课。即放学后把学习较差的同学们召集在一起,给他们上课。现在还记得的是讲“的,地,得”的正确用法。72年“回潮”,对学习又紧了一层。那时曾有过算数,查字典,作文比赛,记得都取得过不错的成绩。我的一篇“秋游香山”曾被印作范文。哥哥上初二时曾用它糊弄老师,结果还混了个“良”。可惜“回潮”的好景不长,黄帅日记的发表把当时尚存的一点学习风气一扫而光。


2.反师道尊严

上初中后不久,“反回潮”就开始了。现在想来,我初一时的班主任是个挺不地道的老师。他管理学生的主要办法就是打,他自己打在当时还说得过去,但他还组织体质强壮的班干部打那些违反了纪律的学生。记得一位姓葛的同学就经常被打,甚至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被老师扇耳光。在反回潮,反师道尊严的运动中,这位老师自然是撞到枪口上了。我们几位没有打过人的班干部就联名写了一篇大字报,批判老师“封建野蛮的教育方法”。但这位老师后来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处理。

自那以后,老师在学生的心目中就不再是“神”了,学校的秩序也就从此混乱不堪。那时我们学校几乎每天都有一场群架,多数都会有人头破血流。教室的玻璃是冬天装,夏天就全部被打碎。后来冬天也不装了,干脆用塑料膜钉上。那时的学校是很容易辨认的,只要是玻璃不整,肯定是学校。教学用具也经常不翼而飞,所以粉笔,板擦等都要有专人管理。我作为学习委员,就当仁不让的包揽了全部擦黑板的工作。而且板擦是随身保管,每次擦完都收到自己的书包里。为此在76年和老师干了两架,则是后话。

但老师体罚学生并没有因这场运动完全消失,有些老师仍然用打的方法来管理学生。但学生也可能反过来打老师。我们的一位体育老师就因为打了一个学生,后来被学生的哥哥及朋友一砖头加一钢丝锁两下打出了脑浆,后来几乎傻了。另一位据说会武的老师也经常打人,但从不敢打我们市府大楼的孩子,因为他自己的三个孩子每天要经过我们的宿舍区去上学。


3.混乱状况下的文化学习

虽然社会上对文化学习已经不重视,但学校里老师还是宠爱学习好的学生,同学们也尊敬学习好的同学。初二时我的班主任叫陈佩芬,是个从兵团回来的老三届。人非常腼腆,一说话就脸红,完全镇不住学生。为此我曾经非常不尊敬她。一直没有机会向老师道歉是我至今的遗憾。据说她出生在美国,78年左右移居美国了。如果在座的美国网友认识她,请一定跟我联系。虽然我对她不太尊敬,但她对我非常好。经常从学校图书馆借出小说给我看,当时图书馆是不对学生开放的。能记得当时看过的书主要是苏联小说,如A.托尔斯泰的科幻小说。

初三时换了一位魏老师,她是对我人生影响非常大的老师之一。魏老师据说是复旦生物系毕业生,五几年有一批名牌大学生被直接发配到了中学。她对我的教育体现出了“表扬”对孩子成长的巨大影响。由于大家都不重视学习,我在初一,初二时从未拿过全班第一,虽然我的考试成绩几乎没有低于过98分,95分就是考砸了。在家里从未做过作业(作业在课间休息就解决了),考试前也从未复习过。为此我父亲曾非常生气,但我的成绩又让他说不出话来。父亲的督促未能让我上进,但魏老师的表扬却使我从此“霸占”全班第一的位置,到后来高考前“霸占”全校第一的宝座。她当时教四个班的“农业基础知识”,在其它班上经常夸我“聪明好学”。甚至在我生病没有参加期末考试的情况下给了我期末成绩100分。这样的表扬让我受宠若惊,暗自发誓不辜负老师的期望。从此在考试时我不再和其它班学习好的同学比谁交卷快(同班的同学没有对手),而每次考试至少检查两遍。自那之后我的成绩就几乎都是满分(除政治之外)。

值得一提的还有两件有趣的事。一次是高一的一次期末政治考试我得了满分,当时学的是政治经济学。由于父亲的影响,我对政治经济学还是挺感兴趣的。所以我学得可能真的不错。当时的政治形势使得老师一般不给学生政治满分。但那次我的老师在课上说,这位同学的卷子我看了很多遍,连个错别字也没有挑出来,只好给满分了。这让我的虚荣心好好地满足了一回。另一次是写作文,题材是议论文。我从报纸上找东西东拼西凑地胡乱写了一遍应付作业,结果却出乎预料地得了五分。事后问老师,“就我那篇烂文还能得五分?”。老师的回答更有意思,“你不得五分,那五分给谁呀?”。Wow,当时我的感觉别提多好了。


4.混乱的课堂秩序

除我们这一代外,可能没人能想像当时中学课堂上能有多乱。经常老师在前面讲课,后面几个“坏学生”就支起牌桌开始打扑克。即使是像我这样的“好学生”,也曾在上课时和同学用小弹弓打仗玩。因为学生吵闹使得课上不下去的事情时有发生。当时能“镇得住”的多为身强力壮,口齿伶俐的老师。那些坏学生不怕批评,但怕损。当然身强力壮是保证一旦急了打起来不会吃亏。记得一次上化学课,班上一位患小儿麻痹后遗症同学接老师的下碴。从“老师,您那个公式是哪儿来的”,串了几句后那问题就变成“老师您是哪儿出来的”。老师的回答绝妙无比,“我是哪儿出来的?反正我出来是个整个儿的”。至今眼前还能出现那位同学无地自容的大红脸。

前面提到的那位魏老师,就因为在课上批评一位姓车的同学引发争吵,而被这位同学用扫帚和簸箕追得满教室跑,直到同学和其它老师把这位同学拦住。最后这位同学得了个记过处分,而魏老师因不满学校对事情的处理,调到别的学校去了。

由于学校混乱的秩序及课堂里几乎学不到多少东西,所以那时我只要说我今天不想上学了,父亲就给我开假条。他知道我不去上学也不会去惹事,一般就是在家里看杂书而已。


5.学工学农

每年三夏或三秋我们都要到大兴黄村去学农,主要是割麦子或割稻子。黄村距我们学校约三十公里,我们每次都是步行往返。有一次还是背着全部行李。这里年轻的网友可以想像一下,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在北京的夏日下,背负二三十斤的行李,步行七八个小时是什么滋味。当然,割麦割稻也不是轻松的活。有一次,我们摊上了挖渠的重活。大队给我们每人每天补贴一斤白面。我那瘦小的身材,也曾一顿吃进一斤八两粮食。学农给我的最大教育是人各有长。我同桌的同学比我还瘦小,学习也非常差。但挖渠时他的效率比我高一倍以上,每次分配活后,他挖完他的就来帮我。但割麦子我却比他快,经常要帮他。

学农期间也曾和老师发生激烈的冲突。记得是我们最后一次学农,有一天上午我们有几个同学在田里乱吹口哨(把手放在嘴里吹,当时可以认为是不良行为)。下午我们两个班的全体男生在住处(一个平时的仓库)开会时,几个当地民兵冲进来,拉了几个同学出去,不分青红皂白就打。当时我们非常气愤。

但管我们的老师却无动于衷,还说什么“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之类的为农民开脱的话。当时我和我们班长就反了,和老师大吵了一通。到晚上时还没有结果,我们就联合全班同学准备第二天打铺盖回家。理由是老师都不能或不愿保护我们在当地的安全,我们回去到市政府告状。第二天一早早饭时,我们班的女同学也出了板报,“坚决支持男同学的革命行动”。这样逼得校领导坐不住了,当时的校长据说是8341部队的一个团政委。他和大队交涉后,大队干部向我们道歉,并带挨打的同学去医院看病检查。

这是我第一次和老师发生正面冲突,但我一直以此为荣。这一次事件充分体现了集体的力量,我也第一次认识到一个集体团结的重要性。当时挨打的四五个同学只有一个是我们班的,而和老师冲突时,另一个班的学生没有一个敢站出来。虽然我们班那个被打的同学(工人子弟,家里没有任何背景)平时非常不得人心,但我们全体班干部都站了出来为正义而抗争。现在想来,我们的胜利可能与学生家长的背景有关,我们可以很容易就把这事闹到市政府去。如果都是工农子弟,也许那打也就白挨了。很可惜,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中国还是个强权社会。

对学工,印象最深的是到京棉三厂当挡车工,就是给织布机加线轴。学工一个月,半个月上夜班。我们一般两人一组,管大概五十台机器。加把劲猛干两圈,就可以在棉线垛上睡半个小时。织布车间里的噪音之大,没去过的难以想象。两人说话只能在耳边喊,否则什么也听不到。但睡觉时却能被蚊子在耳边的嗡嗡声惊醒。上夜班每天能得到两毛多的夜班补贴,所以那时是我上中学最“富”的时候。另外国营大厂的福利较好,天热时我们可以得到免费的酸梅汤。


6.小不点中的“政治”

在那个时代,小孩也能染上政治斗争的坏毛病。初中时前后两任班长间就发生过“路线”斗争。第一任班长是个没什么心眼的人,他能当上班长主要是身强力壮,可以帮老师打人。在初二一次学工时,有人在他的书包里翻出了一双工厂里用的橡胶手套。当然他断然否认自己偷了东西。但证据确凿,他也难脱干系。我当时就怀疑是有人栽赃,后来我得到一位同学私下的证实。幕后主使正是我所怀疑的后任班长。

还有一次团支部为发展一个团员发生冲突。当时我几天生病在家,全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那后任班长和另两个同学找到家里来,拿出一份大字报草稿让我抄写。我看了一下,觉得我不了解情况,声明抄可以但我不署名。但我一天后上学一看,我的大名还是被他们补上了。他们其实找我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让我抄写,而是希望利用我在班里较好的名声。对卑鄙之人我也来了点儿卑鄙的,上课前我就让同桌的同学把那大字报撕了。那位小爷是个见什么毁什么的败家子,所以后任班长拿他也没有任何办法。

几次事后,前任班长和他的铁哥们――支部的组织委员都被挤兑得转了学。那后任班长如意地成了正统,俨然一个小学生领袖。

世间总是会有阴险的小人存在,所以我对科大出现那位毁别人前程的小女生一点都不感到惊奇。


7.政治上的觉醒

第一次接触“政治”应该追溯到幼儿园时期,那时背诵的“邓托吴晗廖沫沙,他们三人是一家”,至今未忘。第一次对“政治”提出问题是在文革初期看到的一条大标语“干革命的跟着毛主席,反革命的跟着刘少奇”。当时问父亲“刘主席怎么了?”。父亲的回答已经记不清了,大概是“你小孩子懂什么”之类的训斥。

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对现实不满。当时从“摘苹果的时候”到“血海”,“卖花姑娘”,朝鲜的电影音乐曾风靡一时。我们几个喜欢音乐的小伙伴经常一起“偷”听朝鲜电台。边听边试图记写下简谱。就这样我们当时收集了不少朝鲜歌曲,然后用笛子和口琴自演自娱。我们还特别向往朝鲜的社会制度,觉得中国总是搞政治运动,而朝鲜却是搞“大生产运动”。真正开始朦胧地觉醒应该是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开始抓生产。当时的教育部长周荣鑫和铁道部长万里在各种场合发表了不少内部讲话。那时家长们拿到这些讲话后就让孩子们手抄留底,然后再继续传播。已不记得那些讲话的具体内容了,但当时觉得他们说得太好了,我们该少搞点政治运动,多干点实事了。特别是说要恢复从高中学生中直接选拔上大学,简直觉得他们是救世主。记得父亲曾悄悄问我,如果只看学习成绩,学校推荐几个才能保证有我在内。我记得回答的是,一个没有把握,但三个肯定有我。

76年1月周恩来逝世使我懂了更多。记得是早上七点的新闻最先报道的。当时我和父亲到北京站接我表姐,听到这个消息父亲当时就站住不走了,像是遭了棒击。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父亲流了一路的泪。

晚上到楼下邻居家看电视,四个大人都不停地低声哭泣。我们班的黑板上写上了“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美术大字,老师们在上课时都尽量不碰这几个字,而在边边角角写板书。一连几天我这个管板擦的和老师相安无事。后来有消息说上头不让组织悼念活动。我当时的副班主任是一位极不负责的俄语老师,在总理追悼会前两天,要求我擦去黑板上的大字。我不擦,她就跟我吵个不停。我说可以把板擦给她,她自己又不干,非得和我较劲。最后是不了了之。但她很记仇,到毛逝世时又跟我来同样的一套。

76年清明前,我们支部准备组织到纪念碑献花圈,这本来是很常规的做法。等我们的花圈基本扎好了,却收到学校通知,(TAnMen)广场有情况,禁止同学到那里去。一听有情况,我们几个哥们下学就骑车奔了广场。随后几天干脆不上学了,天天泡在广场上抄诗。印象最深的是一幅巨大的沉痛悼念杨开慧烈士的长幅,还有“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问总理,是拆还是烧?”的小诗。还有就是当时的民心。我们在广场抄诗,基本上都是趴在前面人的背上抄。有人在你被上压上个本子,大家只是相视一笑。四五事件的由来有很多文献,在此就不多说了。值得一提的是四月五日我的经历。那天上午我到北展影院看电影,《甲午风云》中一句“给邓大人请安”引起的五分钟以上的掌声让我难忘。晚饭后,和几个小伙伴到广场转了一圈,听到吴德的讲话后,我们就坐车回家了。没想到我们走后不到半小时,政府就动了手。特别让我吃惊的是第二天公布的所谓“吴德讲话”和我在广场上听的完全不一样。套用现在的话,人不能无耻到睁着眼说瞎话吧。从此我彻底失去了对当时政府的信心。事后学校曾试图追究,但老师却给我们这几个天天逃学的打了个马虎眼。

76年9月某一天,突然到处的广播都通知说下午三点有重要新闻,要求大家注意收听。我当时已经放学回家,和哥哥一起都猜到了可能发生了什么。但谁也没有点破。那时我说了我认为我这一生最“伟大”的预言,我对哥哥说“中国有救了”。当天我没有按惯例返校,推说出去买黑纱了。第二天班主任(也是老三届,当时还是校团总支书记,后来成为高我一届的校友)批评我的话更绝,“你作为班干部,摆摆样子也得来呀”。当时真有一种遇到知音的兴奋。与周恩来逝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看悼念毛的电视节目时,我家和邻居家的所有人没有一个人落泪。

76年10月某天,楼下阿姨早上五点多就来敲我家的门,大声叫着我父亲的名字。“抓起来了”,我隐约听到他们的谈话。我家楼下邻居是高干,曾官至副部长和中央党校副校长,而且他家还有亲戚在新华社任中高层领导。所以把“四人帮”抓起来了的消息,我们比社会上大概早知道了一两天。记得公布这消息的那天,全北京都沸腾了。满街全是自发的大游行,那场面比89(minyun)时只大不小。当天北京的白酒脱销,百姓们到菜市场抢购螃蟹,且指明要三公一母。母亲那天从外地出差回来,特意买了一只烧鸡,开了一瓶中国红,家里一片喜气洋洋。这让我第二次感到了民意的力量。


8.恢复高考

大约是77年夏秋时分,文化学习又重新得到重视。最开始是学校组织了一场数学竞赛,我以五十八分获得第二,但第一的一位女生得了八十分。这结果给了我自尊心相当大的打击。从那时开始到处找文革前的试题来作,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也只是能完成初中考高中的题而已。我那时也和老吴一样参加过几个竞赛,但从未得过什么好成绩。不过到是参加了在中山堂和著名科学家见面的活动,这也成了我77年高考作文的主要题材(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大概是十月,中央宣布恢复高考,学校马上把准备参加高考的同学分成三个班,两个理科班和一个文科班。可以说我们从这时才开始真正的学习。经过短时间的学习(不是复习,因为很多东西我们根本没学过),我和部分同学被批准参加高考。

我在四门考试中得到317.5的成绩。虽然当年北京的录取分数线是240分,但我是在校生,没有达到在校生的录取线(记得好像是325)。这次考试主要是语文考砸了,就一篇作文,临场发挥太差,只得了60分。有意思的可能是我当年的志愿,第一志愿北大物理系,第二志愿科大物理系,第三志愿复旦物理系,备注是不服从分配。当时主要是自知底子太差,但又怕万一发挥好了,上个无名的小大学又心有不甘。未曾想我的成绩几乎可以上任何大学的任何系,那是给我吃了一颗踏踏实实的定心丸。特别是我的成绩压倒了那位数学竞赛第一的同学,心理上总算找回了点自尊。

从此开始我夺回了全校第一的宝座,并为保住它奋斗了大半年。那半年没什么可说的,和所有高考准备一样,天天刻苦而已。不同的是我们没有现在那铺天盖地的复习资料,而是经常要尽义务帮助老师刻钢板,油印复习资料。

终于熬到78年六月,考试基本正常发挥,除数学临场犯了晕外,其它各科都得到了预期的成绩。我虽上了想上的名校,但第二专业比我第一专业(建筑学)有录取的优先权,结果我上了我的“第二志愿”。进了学校后,得知很多建筑学的新生都没有我的分数高。但我心中从没有抱怨过招生老师,因为我实际上并没有绘画的天才,而建筑学,艺术的成份可能比理工要高很多。如果上了第一志愿,可能我会沦为二,三流学生。


9.唐山大地震

北京人其实对地震并不陌生,65年邢台地震,72年海城地震,北京周边实际上是大震小震不断。特别是72年对海城地震预报的宣传,使我感觉地震没什么可怕的,不是可以预报吗?小时候经过的几次地震,多数是只有看头顶上悬挂的灯才能确定真的地震了。

1976年7月,北京异常闷热,经常晚上无法入睡。我们一帮孩子那年也找到了个绝妙的乘凉的地方,宿舍楼的楼顶。在地震的前两天,几个孩子在楼顶上看到了某对中年夫妇make love的“实况”。传开来后,上楼顶的孩子越来越多。很多孩子在楼顶上一直要等到那对中年夫妇家熄灯才肯下楼。所以,晚十点后,就会不停地听到家长呼唤孩子回家的喊声。

7月27日又是一个桑拿天,我也和一群孩子上了楼顶。大约十一点,父亲把我叫回家。夜里睡得正香, 觉得有人使劲晃我的床。当时我和哥哥的床是头对头顶着的,所以我先喊了一声,“哥,你乱晃什么?”。这时我的手碰到墙壁,一股大力从墙壁传回。这我才真的醒了,感觉床在上下跳动,整座楼发出巨响,就象火车从你身边经过一样(outsider,不是抄你的描述,我一直是这么形容那时的感觉。算英雄所见略同吧)。这才意识到出了什么事,于是大喊“地震啦!”并夺路而逃。下地后,地震变成左右晃动,人几乎无法站稳。等到了楼下,发现逃下来的人都是衣冠不整,有一个胖阿姨光着上身,只穿了个大裤衩跑了下来。但当时人们都被惊呆了,没有人还有心去笑话别人。整个震动持续了接近一分钟。震动一停,大家又马上跑回家。两分钟后,又衣冠楚楚地跑了出来。这一出来,就没人敢轻易回去了。一整天大家只是聚在一起谈地震,饭都是在食堂买来吃。大约中午,大家开始用塑料布搭简易的棚子。下午六点左右,我们正在食堂排队买饭时又震了起来。跑出食堂,看到我们锅炉房十五米高的大烟囱左右摇摆,顶端振幅绝对超过一米。市府大楼顶上的一个小烟囱,在我们的注目礼下轰然坍塌。这次余震给多数人的印象比主震强烈得多,其实它的震级比主震也弱不了多少,北京的很多建筑受损多是第二次地震造成的。一个哥们此时正在五楼家里蹲坑,后来他说,“楼要塌我也跑不下去了,我就稳坐钓鱼台吧。”

后来的几天我们就都是在简易的塑料棚下过的夜,最难熬的是蚊子的叮咬。所以是清凉油,风油精使劲往身上招呼。大概在第三天,出了大事。

我当时有两个最要好的哥们儿,一个长我一岁(下称为A)一个小我一岁(下称为B)。偷听敌台,记朝鲜歌曲基本上是我们仨总在一起。B有个妹妹当时不到十四岁,但已经发育很成熟。在地震前B曾对我说,他的家长要他多跟我玩而少跟A来往,因为看出A和那小妹关系不对头。那天夜里,小妹没有回自家的地震棚。到第二天早上,家人找到小妹后就严密盘问。刚开始小妹还编瞎话试图搪塞,但毕竟年龄太小经不住大人的盘问,就全招了。原来她和A一起在A家里过的夜。B的家人马上报了警。报警后B找到我,我知道真相后也很气愤。两人便到处找A想揍他一顿。但没等我们找到他,警察就先找到他了。

此时A的父亲正带团出访非洲,得讯后也在几天后赶回国。据说上面开始一定要判A死刑,因为特殊时期非杀一个以造声势。后来大兴出了个杀人犯,把A改判为死缓。再后来大概A的父亲又托了关系改判为20年徒刑。实际他坐了大概4年牢就放了出来。当年中国的法律就是当权者随便捏的橡皮泥。

当时对此事我的感受就是非常后悔交友不慎。还有就是对老人的经验有了新的认识,那家长怎么就能事先看出不对头?但现在想来那其实是两相情愿的事,干柴遇到了烈火,又碰到地震提供了作案场所,没有什么大的不妥。那“做爱实况”可能也起了什么作用,A是看到了那“实况”的三四个小孩之一。这种事德国出现得太多了,电视上最近还报了个13岁的母亲。可惜了一个聪明小伙,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和A都是当时我们院公认的聪明小孩之一,而我一直认为他比我聪明。他要不出那事,也许咱这坛子又多一干将。82年在中山公园滑冰还见过他,当时只是简单打了个招呼。那时我心里还没有原谅他。

地震后约两星期,市府各机关就开始发材料给职工搭真正的地震棚。我们楼下邻居和我家的关系很好,就邀请我家和他家共建一个地震棚。说是共建,实际上是照顾我家无权无势,盖个像样的棚子不易。实际上这当官的棚子自然不用自己建。不到一天我们就住进了油布搭顶,木板为墙还有电灯的地震棚。这棚子我们一住就是大半年。在此期间,棚子经过多次改造加固。那以后就是我们的天堂了,我们每天在棚里打扑克下象棋。不好的是我在那时学会了抽烟,这坏毛病至今还未改掉。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找了不少旧唱片和录音来听,印象最深的是有一盘用广播体操伪装好的手风琴独奏音乐,全是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当时觉得那音乐简直太美了,“此曲只应天上有”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

秋去冬来,大人们都搬回家住了。但还不让我们孩子回家,其实我们也不想回家。大人不在,自行车又都停在棚里,可给了我们“作案”的机会。有一段时间,我们每天夜里十二点出发,骑车到西单“又一顺”去喝啤酒。我的酒量不行,每次三两炒饼加半升啤酒。曾亲眼看着一个哥们儿喝下4升半,惊讶其肚皮之大,四升水我也喝不下呀。

记得应该是77年春节左右市政府要求拆地震棚,但很多在四合院内搭的地震棚都变成了永久的小房。那些四合院没有毁于地震本身,却毁在人的手里了。


《立委日志》

1 条评论:

Unknown 说...

Re: 《朝华午拾:鹿兄-我的中小学学生生活》
Posted by: 立委
Date: April 27, 2007 11:54PM


顶啊,真实生动。奇怪,你在天子脚下,可是 (13680)
Posted by: liwei999
Date: June 14, 2006 10:04PM

发生的事情跟我在安徽江南小县城经历的那么一致,包括很多细节,比如忆苦思甜活动,吃忆苦饭。记得初三上学期还听过藏族翻身农奴巴桑(后来成为藏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很长的血泪报告,控诉解放前西藏奴隶制度的罪恶:提到活剥人皮、挖眼珠等酷刑,听得毛骨悚然。

我小学4-5年级时也因为对革命样榜戏倒背如流,被招进宣传队。不过,由于不如大哥您长得周正,闹了个在《红灯记》里面打下手的丑角。当时,暗恋演李奶奶的那位多才多艺的女生,不敢明说。

文革初期,我们兄妹三每天在哥哥带领下,在宝书台前,早请示,晚汇报,煞有介事,坚持了很久。

后来,学校的混乱程度也跟你说的一致。学校也是一有玻璃就打破,冬天只好用薄膜挡风。

最风光的时候是“资产阶级路线回潮”那阵(初一、初二),学习风气很好,我们学习好的特别吃香,作为科代表,受到老师委托,在早自习课上上讲台当小老师,带领全班做习题,培养了应对场合的自信。写过一篇《记采茶劳动》,被作为范文在同年级其他班级推荐,特别得意。

初三下学期,形势转右,后来高中两年,文化课形同虚设,学农、学工、学军占了一半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