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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华午拾：我的考研经历》
作者：立委
我插队一年，考上文化大革命后第一届77级本科，在安庆师范学院英语系念书。本科很茫然，也很委屈。课程既不正规，也不紧张。但同学素质大多不错，一个赛一个刻苦，跟我一样迷茫。我除了上午上课到场点卯，从来不把课程当回事。下午睡觉，晚上最活跃：自学《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背诵《离骚》、唐诗和宋词。后来在哥哥的引导鼓励下，又投入大量精力写小说，写的都是过去的中学生活参杂着白日梦，常常通宵达旦。
毕业那年（1982年初，安庆师范学院英语系77级毕业照），跟大家一样，考研究生，报南京大学外语系英美文学专业。一败涂地。我们的教育怎么能跟南大比。后来到社科院，有一个苏州女同学就是南大外语系77级，她告诉我，那一年研究生考试奇难，报名人数特多，大多成绩低得不可思议。我第一次尝试就碰了个硬钉子。那一年，我们班级就考上一个，上海男生，去了安徽大学外语系。
毕业后分到离家不远的邻县繁昌中学教书，有两点体会：首先，我不适应教书，尤其是低年级和程度差的班级（“坏班”），主要是压不住阵，没有办法对付调皮的孩子，上课跟上刑场似的。（教重点班或者高中课还好，学生比较佩服和尊重我，感觉良好。）其次，老当心时间长了，控制不好，会和女学生发展出不合适的关系或感情纠葛。也许是生理原因，女生在初中很容易仰慕或崇拜年轻男教师，这时候，如果男教师把握不住，就容易犯错误。（到了高中，这种情况又缓和一些，女生学会克制自己，也多了一些羞耻感和顾忌）。繁昌中学曾有先例，结果很悲惨，师生双双跳楼，男教师肝脑涂地。现在回想起来，中学男教师确实有一段危险期，如果尽早恋爱结婚，也许这危险期可以快点度过。好在在繁中，我和另一位男教师合一间宿舍，女生来找，彼此均有顾忌，但是内心总有些后怕，因为心里很喜欢几个女生。
唯一的出路是考研究生。于是，拿来报考手册，翻来翻去，发现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有一门“机器翻译”专业，要求很特别：考两门外语，语言学，高等数学，离散数学，政治和综合考试。觉得有戏，可以扬长避短，毕竟在我们的年代，会数学的人还懂两门外语，几乎没有，而会外语可以考数学的人也难得。我学过高等数学，只是没有听说过离散数学，问了一些人，各有各的理解，也是一头雾水。至于机器翻译是个什么玩意儿，也高深莫测，就去请教在南陵二中教数理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于众不同，爱读书，很通达，有自己的见解。他非常肯定地说，“这个专业好，是个交叉学科，容易出成就。学科本身很实用，有前景。”他这一番洞见，使我坚定了主攻方向。
这一次考研，仍然不中，主要坏在“综合考试”：语言所借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试卷，从中文系各科抽选题目，考什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在哪一年，等等，缺德透了，非中文系的人明摆着吃亏。好象“离散数学”也栽了。但是北京还是派人到繁昌对我做了外调，证明我已经擦边。这给了我很大信心，至少不是在黑暗中摸索了。也知道我的扬长避短的策略是对的，不然，偌大的中国，为什么我考栽了还有幸被外调呢？很显然，更多的人考的还不如我（后来知道确实如此，那一届该专业一个也没有达标，这才有下一年接着再招）。
第二年再战，准备仍然辛苦，但目标很明确。到邻县宣城考场，住在一个简陋的招待所，一连考三天，下场后精疲力竭，直想哭。晚上钻进电影院，可找到发泄场所了。演的是两个国产短片，艺术水平很一般，但是好在有一点悲剧意味，于是跟着剧情，从头哭到尾，直哭得天昏地暗，但是非常非常痛快，好象把积压了很久的情绪释放出来了。
好事多磨。我的面试通知（挂号信）在邮局丢了，邮递员明知丢了（有记录），也知道我是收信人，却想蒙混过关，并不通知我。多亏语言所秘书刘老师办事严谨负责，给我的中学挂了长途（一辈子感激刘老师！）。当年的通讯可不像现在，这个长途挂了一上午才通。刘老师告诉我们校长，今天应该是我面试的日子，怎么不见人。看我山高路远，可以再作安排，但务请火速来京面试。后来，失职的邮递员看见事情败露，托熟人请求我们高抬贵手，不要追究他的责任。贵手倒是高抬了，但他可知道，这一失职可不当紧，差点断送了我的前程，其严重程度无异于谋财害命。
再后来就是爸爸陪我上京面试，和接到录取通知后的几个月腾云驾雾的日子，那真是一种不可言传的美妙感受。一辈子从来没有过如此的轻松愉快，无忧无虑。真的不知道怎样表达喜悦，干脆一个人爬山，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任由荆棘刺破皮肤，滴着鲜血，享受火辣辣的快意。连续几天，每天爬山到不能动为止。九月进京，心情同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南陵 别儿童入京》）。
对于一个南方山城的中学教师来说，考研确实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这些跌宕起伏，非凡的经历和感受，跟考研的重要性是相称的。但是，回想起来，考试定终身必然需要运气，而运气并不总有。当时也许没有注意到这个特别的专业和特别的要求，也许该专业前几年已经招到了，不再招生，如果语言所的刘秘书工作不是那样尽心尽力，我很可能永远留在那个小城里。另一方面，生活也不能仅仅看所谓事业有成，应该总体来看生活质量和各人的自我生活满意程度。在确保温饱的前提下，很难从表面评价人生的好坏。据说，在中国相当一段时间，东北农民，活得最滋润，没有压力。因为土地肥沃广大，广种薄收也有不错的所得，可尽情享受“十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世外桃源生活。在世界范围，据报道生活满意度最高的是比较贫穷的印度（宗教起了很大的精神作用），而生活感受最差的是日本。我的一名日本朋友，以前在一家机器翻译公司工作过，告诉我，尽管薪水好，却是非人的日子：她眼看几个同事有的精神跨了，有的自杀了。她后来去澳大利亚读研究生，成了穷学生，却有跳出苦海的感觉。
2004-05-28 Buffalo, USA
2007年7月16日星期一
++《朝华午拾：同桌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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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华午拾：同桌的她
作者：立委
我从来不看古装电视剧，也基本不看韩剧。可是领导爱看，有时就跟着瞄一眼。前一阵看《新醉打金枝》，第一次见到女主人公韩国影星蔡琳，吓了我一跳。天下还有这等奇事，她跟我暗恋过的大学同窗简直是一个模子。脸像、身材、神态，举手投足，不差分毫。特别是那双略带忧郁的杏眼，凝脂般白皙柔嫩的皮肤，宽大的额头，还有那上唇人中略翘的红唇皓齿，天哪，是造化神工，克隆再现，还是时光倒流，尤物重见？只能说，天怜其美，唯美永存。感谢现代科技，使得我少年的记忆变得如此栩栩如生。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口试的考场。文革以后第一届77级高考，我加试了英语，初选后需要口试。父亲陪我乘车从县城赶到W市的口试考场。她的出现有如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她其实长我一岁），让我眼睛一亮。很少见如此娇嫩的少女，羞答答地随着她父亲嘀嘀咕咕做临场前的最后准备。
我父亲于是搭讪，想为我寻求一些应试技巧，得知这位父亲是大学教授，恰好跟我父亲的老同学是同事。女孩父亲说，要紧跟形势，学一些英语的日常政治用语，比如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Grasp the key link and run the country well。
我默念着刚学到的"抓纲治国"，就这样糊里糊涂进了口试考场。考官倒没有问什么政治，只是简单问问年龄籍贯，然后让我朗读一段白求恩大夫的故事，念完后要求复述出来。我大胆复述了三五句：Dr. Bai-qiu-en is an old friend of China and Chinese people. He is a communist party member in Canada. He came to China in 1939 to support our anti-Japanese war. 出考场后，赶紧拿眼睛去寻那个女孩，可惜早已香消影逝，随风而去，不留一丝芳踪。
世界上的事情常常是这样，在一个偶然场合，邂逅一妙龄女郎，惊为天人，久久不能释怀。可人海茫茫，又身处两地，绝无再见的可能，徒增感喟而已。非常羡慕这个天仙一样的女孩有个教授爸爸精心培养，心想来年北外或者上外的校花非她莫属了。
但是，生活也有比小说还巧的时候，她居然成为我的同窗，来到当时不入流的师范学院。新生入校的时候在校园见到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及至发现他原来是同班同学，大喜过望。再后来，因为我全班最小，她在女生中也最小，不知前世修得什么福分，居然同桌相邻，虽无耳鬓厮磨，却有幽香袭人，娇喘入闻，凡夫俗子的我早已不知身在何处了。
三十人的班级，有七个女生，人称七仙女，她是老七。同桌的她爱穿雪青色的确良衬衫，显得胸前很丰满，亭亭玉立。四年下来，她总是正襟危坐，修女似地目不斜视，使得我也不好意思偷看她。比肩而坐，井水不犯河水，只是养成了心猿意马的恶习。我们平时在路上相遇，也不敢直眼相视。只是晚自习的时候，我常默默地透过窗玻璃的镜像欣赏灯光下的她的面容和倩影。
跟名校有很多选修课不同，我们这种学校课程很死板，全班同学总是绑在一起，在同一个教室，上同一组课，跟中专似的。这样的情形使得我们都有固定的座位。我很幸运，我和同桌的七仙女在第一排，六仙女在我身后，五仙女在我隔壁。
我们是文革后第一届，同学背景各异，年龄相差也大，但都免不了前朝遗少陋习。全班同学除了死读书外，根本没有社交和娱乐。男女生也极少谈话，个个是先帝毛主席的好学生，自觉克己复礼，非礼勿视，心灵严重扭曲。须知大家都是18－30岁正当年啊，班上居然没有一对谈恋爱的，直到临毕业才有几个年长的哥们开始四外寻找对象，也没敢打七仙女的主意。只有一个中文系的嬉皮才子似乎总想跟她套瓷，称她为 my Little Rabbit Merry，但也无从下手。
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我尽管占尽地缘优势，被仙女包围，可近水楼台不得月。但又不心甘。好在我年龄最小，于是倚小卖小，先是跟老大姐们有交往，特别是跟长我五六岁、风趣幽默的三仙女，成了莫逆之交。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俩打着练习英语口语的幌子，每天晚上象恋人约会似地在月光下尽兴海聊。可是对年龄相近也是最漂亮的七仙女和六仙女（长我两岁）有所顾忌，不敢造次。
对近在咫尺远在天边的七仙女的暗恋伴随了我的大学生活。当年的笔记、诗稿，连同我写的四大本小说，都不幸在流浪搬迁途中丢失。曾经为她写过的新体诗《女神》早已灰飞烟灭，连残片也未留下。只有一首藏字诗，我还清楚地记得：
尔东陟兮，
岂可西及？
里亡玉兮，
惟可悲夫！
前两句字头里面嵌含着七仙女的芳名（第三行里面的"玉"也指她，因为她的名就是一种美玉），后两句"里惟"就是立委喽。意思很简单，故意用晦涩的词句表达，主要是自惭形秽，怕同学识破我的暗恋而无地自容。当时写完这偈语似的骚体诗，颇孤芳自赏一番，觉得此间禅机，神仙也解不透。其实这所谓诗译成白话，根本没有什么情诗的意蕴，不过是叹南辕北辙无缘成双罢了：
美人啊，你往东边去，
我在西面怎能追到你呢？
我的心中失去了美人，
难道不是很可悲怜的么？
暗恋单纯而凄美，同桌四年，一直埋藏在心底，直到毕业分离也没有勇气提起。这种情感很象李琛唱的一首歌《窗外》：
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外
窗帘上你的影子多么可爱
悄悄的爱过你这么多年
明天我就要离开
多少回我来到你的窗外
也曾想敲敲门叫你出来
想一想你的美丽
我的平凡
一次次默默走开
毕业以后，她留校任教，我在山区教书。一年后我考上研究生回母校探望，老同学相见分外亲热，有说不完的话。还是社会磨练人，短短的一年分别，彼此都有大变化，她再也不象以前那样羞涩和压抑。七仙女后来还见过一面。她那时在南大念研究生，我路过南京，邀了在美院念研究生的老班长一起去看她。人真会变化，在学校她很少跟男生交往，那次去，她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和激动，好像我们去看她，让她在姐妹里特别有脸面的样子。
2006年九月二十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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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华午拾：同桌的她
作者：立委
我从来不看古装电视剧，也基本不看韩剧。可是领导爱看，有时就跟着瞄一眼。前一阵看《新醉打金枝》，第一次见到女主人公韩国影星蔡琳，吓了我一跳。天下还有这等奇事，她跟我暗恋过的大学同窗简直是一个模子。脸像、身材、神态，举手投足，不差分毫。特别是那双略带忧郁的杏眼，凝脂般白皙柔嫩的皮肤，宽大的额头，还有那上唇人中略翘的红唇皓齿，天哪，是造化神工，克隆再现，还是时光倒流，尤物重见？只能说，天怜其美，唯美永存。感谢现代科技，使得我少年的记忆变得如此栩栩如生。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口试的考场。文革以后第一届77级高考，我加试了英语，初选后需要口试。父亲陪我乘车从县城赶到W市的口试考场。她的出现有如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她其实长我一岁），让我眼睛一亮。很少见如此娇嫩的少女，羞答答地随着她父亲嘀嘀咕咕做临场前的最后准备。
我父亲于是搭讪，想为我寻求一些应试技巧，得知这位父亲是大学教授，恰好跟我父亲的老同学是同事。女孩父亲说，要紧跟形势，学一些英语的日常政治用语，比如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Grasp the key link and run the country well。
我默念着刚学到的"抓纲治国"，就这样糊里糊涂进了口试考场。考官倒没有问什么政治，只是简单问问年龄籍贯，然后让我朗读一段白求恩大夫的故事，念完后要求复述出来。我大胆复述了三五句：Dr. Bai-qiu-en is an old friend of China and Chinese people. He is a communist party member in Canada. He came to China in 1939 to support our anti-Japanese war. 出考场后，赶紧拿眼睛去寻那个女孩，可惜早已香消影逝，随风而去，不留一丝芳踪。
世界上的事情常常是这样，在一个偶然场合，邂逅一妙龄女郎，惊为天人，久久不能释怀。可人海茫茫，又身处两地，绝无再见的可能，徒增感喟而已。非常羡慕这个天仙一样的女孩有个教授爸爸精心培养，心想来年北外或者上外的校花非她莫属了。
但是，生活也有比小说还巧的时候，她居然成为我的同窗，来到当时不入流的师范学院。新生入校的时候在校园见到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及至发现他原来是同班同学，大喜过望。再后来，因为我全班最小，她在女生中也最小，不知前世修得什么福分，居然同桌相邻，虽无耳鬓厮磨，却有幽香袭人，娇喘入闻，凡夫俗子的我早已不知身在何处了。
三十人的班级，有七个女生，人称七仙女，她是老七。同桌的她爱穿雪青色的确良衬衫，显得胸前很丰满，亭亭玉立。四年下来，她总是正襟危坐，修女似地目不斜视，使得我也不好意思偷看她。比肩而坐，井水不犯河水，只是养成了心猿意马的恶习。我们平时在路上相遇，也不敢直眼相视。只是晚自习的时候，我常默默地透过窗玻璃的镜像欣赏灯光下的她的面容和倩影。
跟名校有很多选修课不同，我们这种学校课程很死板，全班同学总是绑在一起，在同一个教室，上同一组课，跟中专似的。这样的情形使得我们都有固定的座位。我很幸运，我和同桌的七仙女在第一排，六仙女在我身后，五仙女在我隔壁。
我们是文革后第一届，同学背景各异，年龄相差也大，但都免不了前朝遗少陋习。全班同学除了死读书外，根本没有社交和娱乐。男女生也极少谈话，个个是先帝毛主席的好学生，自觉克己复礼，非礼勿视，心灵严重扭曲。须知大家都是18－30岁正当年啊，班上居然没有一对谈恋爱的，直到临毕业才有几个年长的哥们开始四外寻找对象，也没敢打七仙女的主意。只有一个中文系的嬉皮才子似乎总想跟她套瓷，称她为 my Little Rabbit Merry，但也无从下手。
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我尽管占尽地缘优势，被仙女包围，可近水楼台不得月。但又不心甘。好在我年龄最小，于是倚小卖小，先是跟老大姐们有交往，特别是跟长我五六岁、风趣幽默的三仙女，成了莫逆之交。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俩打着练习英语口语的幌子，每天晚上象恋人约会似地在月光下尽兴海聊。可是对年龄相近也是最漂亮的七仙女和六仙女（长我两岁）有所顾忌，不敢造次。
对近在咫尺远在天边的七仙女的暗恋伴随了我的大学生活。当年的笔记、诗稿，连同我写的四大本小说，都不幸在流浪搬迁途中丢失。曾经为她写过的新体诗《女神》早已灰飞烟灭，连残片也未留下。只有一首藏字诗，我还清楚地记得：
尔东陟兮，
岂可西及？
里亡玉兮，
惟可悲夫！
前两句字头里面嵌含着七仙女的芳名（第三行里面的"玉"也指她，因为她的名就是一种美玉），后两句"里惟"就是立委喽。意思很简单，故意用晦涩的词句表达，主要是自惭形秽，怕同学识破我的暗恋而无地自容。当时写完这偈语似的骚体诗，颇孤芳自赏一番，觉得此间禅机，神仙也解不透。其实这所谓诗译成白话，根本没有什么情诗的意蕴，不过是叹南辕北辙无缘成双罢了：
美人啊，你往东边去，
我在西面怎能追到你呢？
我的心中失去了美人，
难道不是很可悲怜的么？
暗恋单纯而凄美，同桌四年，一直埋藏在心底，直到毕业分离也没有勇气提起。这种情感很象李琛唱的一首歌《窗外》：
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外
窗帘上你的影子多么可爱
悄悄的爱过你这么多年
明天我就要离开
多少回我来到你的窗外
也曾想敲敲门叫你出来
想一想你的美丽
我的平凡
一次次默默走开
毕业以后，她留校任教，我在山区教书。一年后我考上研究生回母校探望，老同学相见分外亲热，有说不完的话。还是社会磨练人，短短的一年分别，彼此都有大变化，她再也不象以前那样羞涩和压抑。七仙女后来还见过一面。她那时在南大念研究生，我路过南京，邀了在美院念研究生的老班长一起去看她。人真会变化，在学校她很少跟男生交往，那次去，她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和激动，好像我们去看她，让她在姐妹里特别有脸面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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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华午拾：一夜成为万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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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华午拾: 一夜成为万元户
我198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留语言研究所，受到导师器重，春风得意。除了组里的日常研究开发外，每个周末都泡在所里，干些自己感兴趣的项目，都与世界语（Esperanto）的研究和应用有关。第一个项目是把自己的硕士毕业设计从封闭系统转为开放系统。这是我用 BASIC 编写的一款从世界语自动翻译成汉语和英语的系统 E-Ch/A。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当年少有的一个一对多系统，也算填写了“空白”。这项工作的直接结果有三。一是在演示后，受到德国控制论专家 Frank 教授激赏，除了决定在他的控制论杂志发表该系统的论文外，教授还写了长信，要资助我到他的实验室去继续开发这个系统（“我非常希望，北京的李维硕士能到德国工作数月以便使他的国际语到民族语的翻译程序能适应我们的需要”）。这本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出国机会，又不用考TOFEL, GRE和到处发信申请。当年出国热已经持续升温，而我和太太却浑然不觉，自得其乐。并没有把这次机会认真当回事，加上我的老板和导师刘教授巧妙劝阻，说要继续开发可以，让Frank教授出钱，承包到语言所来。知道自己走不成（觉得中途离开，跟导师面子抹不开），我就做顺水人情，把我的同事兼师兄乔毅介绍给 Frank 教授，成就了他的出国。研发世界语系统的第二个结果是，我发表在El Popola Chinio（中国报道）上的世界语语言学特点的粗浅论文引起了一个著名的西班牙教授 Juan Regulo 的注意。这位老先生是世界语界老前辈，在他的大学和城市威望极高，以他名字命名街道、广场等。正值他退休，学校决定给他出四大卷印制精美的专辑，表彰他的贡献。其中一卷是关于世界语学（Esperantologio）的论文专集，于是老先生邀请我在《中国报道》的论文基础上，扩展加工，单成一章。我文思泉涌，洋洋洒洒写了17页，有老先生来来回回多次校改修正，发表了我平生第一次的Book Chapter " Lingvistikaj trajtoj de la lingvo internacia Esperanto"（发表时老先生已经过世，他的去世在国际世界语界引起很多纪念，老先生千古！）。 我的世界语活动的第三个结果，是使我一夜之间成了万元户。在那个年头，市场经济刚刚萌芽，开始出现了第一批市场经济催生的万元户，但与多数知识分子无关。我们这些助理研究员，每月工资100元左右，即便加上工余的兼课外快（我由导师和师母引荐，在中国音乐学院兼职教授研究生英语，每课时不到10块钱，还要备课和自理交通），做梦也不敢指望哪天成为万元户。
话说当年荷兰有一家软件公司 BSO，从政府申请到一笔科研资金，公司本身补足另一半，做一个以世界语为媒介语的分布式多语机器翻译项目 DLT。五年下来，成绩斐然，开发了一个很像样的原型系统（但是分布式翻译的设想有点超越时代，最终没有找到后续资金去做商业开发）。为了对多语言机器翻译做可行性研究，BSO 要求按照一个统一的依存关系句法的理论框架，对十几种主要语言编写形式句法，用来支持媒介语和自然语言的相互转换。他们看到我在世界语机器翻译上有研究，于是请我承包汉语的依存句法的编写项目。也算他们找对了人，我周末日以继夜，努力工作五六个月，编写了一部比较完整的汉语形式句法－现代汉语依存关系句法（A Dependency Syntax of Contemporary Chinese），给他们交活，极受欣赏。他们先给了我1000荷兰盾的支票作为报酬，于是拿到中国银行托收。大概是荷兰太遥远，需要通过多次银行间的中转，结果三个月了，钱还收不到，我就写信抱怨。过了一周，突然接到中国银行通知，让我去取一笔电汇。我跟太太去王府井中国银行，惊奇地发现在我的名下有1000美元汇款。拿到这笔折合人民币约万元的“巨款”，当时没有顾上高兴，一路走一路嘀咕，难道钱真可以从天上掉下来。太太甚至坚持这肯定是搞错了，说要回去把不义之财退还。第二天接到荷兰公司的信，才明白是他们邮寄的，作为对我的工作的额外奖赏，同时对支票不能及时兑现致歉（后来还是兑现了）。汉语是主要语言，我承包的项目对于他们的多语研究和寻找后续资金意义重大。后来乘我1989年去德国开机器翻译高峰会议，他们还特地邀请我和我的导师去他们实验室访问一周，进一步探讨汉语用于多语机器翻译的一些问题。
我跟太太开玩笑：“你不是说不义之财要退还么？” 太太感觉一夜之间成了“万元婆”，又是正当收入，甭提有多开心了。接下去好几周，她一个人逛遍了北京城的首饰店，仔细观赏品味各种首饰，但并没有购买。后来，太太告诉我，尽管只是 window shopping, 也很开心，因为以前想去看首饰，囊中羞涩，不好意思进去。如今成了万元婆，感觉好极了：我可以不买（当然还是舍不得），不是我买不起。太太对首饰的爱好就此培养出来，各种宝石如数家珍，平生最大梦想是做宝石生意，成为宝石鉴赏家。后来乘访问荷兰公司之机，在阿姆斯特丹的珠宝大街左看右看，终于咬牙，花了100多美元，给太太买了一枚红宝石戒指（我的导师也跟我一样，给师母买了一枚钻石戒指），她珍藏至今。后来太太笑着告诉我，经济上我是绝对被宰了，那么一点大的红宝石嵌在12k金的戒指上，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市场，也就值20美金左右。我一辈子挨宰次数很多，没有少受太太奚落，可这次做冤大头，反倒成了光荣业绩。
06.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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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华午拾: 一夜成为万元户
我198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留语言研究所，受到导师器重，春风得意。除了组里的日常研究开发外，每个周末都泡在所里，干些自己感兴趣的项目，都与世界语（Esperanto）的研究和应用有关。第一个项目是把自己的硕士毕业设计从封闭系统转为开放系统。这是我用 BASIC 编写的一款从世界语自动翻译成汉语和英语的系统 E-Ch/A。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当年少有的一个一对多系统，也算填写了“空白”。这项工作的直接结果有三。一是在演示后，受到德国控制论专家 Frank 教授激赏，除了决定在他的控制论杂志发表该系统的论文外，教授还写了长信，要资助我到他的实验室去继续开发这个系统（“我非常希望，北京的李维硕士能到德国工作数月以便使他的国际语到民族语的翻译程序能适应我们的需要”）。这本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出国机会，又不用考TOFEL, GRE和到处发信申请。当年出国热已经持续升温，而我和太太却浑然不觉，自得其乐。并没有把这次机会认真当回事，加上我的老板和导师刘教授巧妙劝阻，说要继续开发可以，让Frank教授出钱，承包到语言所来。知道自己走不成（觉得中途离开，跟导师面子抹不开），我就做顺水人情，把我的同事兼师兄乔毅介绍给 Frank 教授，成就了他的出国。研发世界语系统的第二个结果是，我发表在El Popola Chinio（中国报道）上的世界语语言学特点的粗浅论文引起了一个著名的西班牙教授 Juan Regulo 的注意。这位老先生是世界语界老前辈，在他的大学和城市威望极高，以他名字命名街道、广场等。正值他退休，学校决定给他出四大卷印制精美的专辑，表彰他的贡献。其中一卷是关于世界语学（Esperantologio）的论文专集，于是老先生邀请我在《中国报道》的论文基础上，扩展加工，单成一章。我文思泉涌，洋洋洒洒写了17页，有老先生来来回回多次校改修正，发表了我平生第一次的Book Chapter " Lingvistikaj trajtoj de la lingvo internacia Esperanto"（发表时老先生已经过世，他的去世在国际世界语界引起很多纪念，老先生千古！）。 我的世界语活动的第三个结果，是使我一夜之间成了万元户。在那个年头，市场经济刚刚萌芽，开始出现了第一批市场经济催生的万元户，但与多数知识分子无关。我们这些助理研究员，每月工资100元左右，即便加上工余的兼课外快（我由导师和师母引荐，在中国音乐学院兼职教授研究生英语，每课时不到10块钱，还要备课和自理交通），做梦也不敢指望哪天成为万元户。
话说当年荷兰有一家软件公司 BSO，从政府申请到一笔科研资金，公司本身补足另一半，做一个以世界语为媒介语的分布式多语机器翻译项目 DLT。五年下来，成绩斐然，开发了一个很像样的原型系统（但是分布式翻译的设想有点超越时代，最终没有找到后续资金去做商业开发）。为了对多语言机器翻译做可行性研究，BSO 要求按照一个统一的依存关系句法的理论框架，对十几种主要语言编写形式句法，用来支持媒介语和自然语言的相互转换。他们看到我在世界语机器翻译上有研究，于是请我承包汉语的依存句法的编写项目。也算他们找对了人，我周末日以继夜，努力工作五六个月，编写了一部比较完整的汉语形式句法－现代汉语依存关系句法（A Dependency Syntax of Contemporary Chinese），给他们交活，极受欣赏。他们先给了我1000荷兰盾的支票作为报酬，于是拿到中国银行托收。大概是荷兰太遥远，需要通过多次银行间的中转，结果三个月了，钱还收不到，我就写信抱怨。过了一周，突然接到中国银行通知，让我去取一笔电汇。我跟太太去王府井中国银行，惊奇地发现在我的名下有1000美元汇款。拿到这笔折合人民币约万元的“巨款”，当时没有顾上高兴，一路走一路嘀咕，难道钱真可以从天上掉下来。太太甚至坚持这肯定是搞错了，说要回去把不义之财退还。第二天接到荷兰公司的信，才明白是他们邮寄的，作为对我的工作的额外奖赏，同时对支票不能及时兑现致歉（后来还是兑现了）。汉语是主要语言，我承包的项目对于他们的多语研究和寻找后续资金意义重大。后来乘我1989年去德国开机器翻译高峰会议，他们还特地邀请我和我的导师去他们实验室访问一周，进一步探讨汉语用于多语机器翻译的一些问题。
我跟太太开玩笑：“你不是说不义之财要退还么？” 太太感觉一夜之间成了“万元婆”，又是正当收入，甭提有多开心了。接下去好几周，她一个人逛遍了北京城的首饰店，仔细观赏品味各种首饰，但并没有购买。后来，太太告诉我，尽管只是 window shopping, 也很开心，因为以前想去看首饰，囊中羞涩，不好意思进去。如今成了万元婆，感觉好极了：我可以不买（当然还是舍不得），不是我买不起。太太对首饰的爱好就此培养出来，各种宝石如数家珍，平生最大梦想是做宝石生意，成为宝石鉴赏家。后来乘访问荷兰公司之机，在阿姆斯特丹的珠宝大街左看右看，终于咬牙，花了100多美元，给太太买了一枚红宝石戒指（我的导师也跟我一样，给师母买了一枚钻石戒指），她珍藏至今。后来太太笑着告诉我，经济上我是绝对被宰了，那么一点大的红宝石嵌在12k金的戒指上，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市场，也就值20美金左右。我一辈子挨宰次数很多，没有少受太太奚落，可这次做冤大头，反倒成了光荣业绩。
06.03.29
++《朝华午拾：“数小鸡”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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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华午拾: “数小鸡”的日子
作者：立委
这是一个很久远的动人故事，只是结局有些让人扫兴。说是一位爱幻想的村姑，左手一只老母鸡，右手一篮子鸡蛋，走在冰天雪地里。她开始幻想这些鸡蛋都孵出小鸡，小鸡长大又下更多的蛋，这些蛋再孵出更多的小鸡，直到她拥有了全世界。她正数小鸡数不过来，一不小心滑倒在地，鸡飞蛋打。
太太最近问我：“我们上次数小鸡是什么时候？你现在怎么不数了？” 我苦笑。经历太多的风雨跌宕，已经难有心情了，而且无论如何也超不过当年的想像力了。可太太说：我就爱听你数小鸡。是的，我们都很怀念以前数小鸡的日子。
那是20年前，改革开放初见成效，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硕士毕业留社科院，事业顺风，提前一年获得助理研究员职称，又巧遇太太，喜结良缘，新婚燕尔，生活温馨甜蜜（见《朝华午拾：爱情自白》, 《朝华午拾：牵手》）。
导师成为老板，项目正要用人，自然百般呵护。除了不愿意让我出国外，其余一切均有照应，还主动介绍我到师母所在的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研究生英语，可以挣点外快。真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免除了很多为分房职称而你争我斗的烦恼，没有后顾之忧，项目又能发挥专长，我当然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老板，太太和我皆大欢喜。
说起教英语，我当年的学生中名人可不少，皆因中国音乐学院是中国民族音乐的最高学府，能够攻读研究生的都不是等闲人物，甚至名冠中外的作曲家金湘（当时是作曲系主任，曾创作歌剧《原野》，华夏文摘当年为他出过专集，说他集古今中外之大成）也是我的编外学生。其他学生如今有的官至音乐学院副院长，有的是中国琵琶皇后，还有的被誉为某少数民族偶像级“夜莺”。最知名的当然是彭丽媛。平时聊起来，她对媒体恭维她是歌唱皇后或巨星什么的很不以为然，她 preferred 的称号是歌唱艺术家。其实彭丽媛一个学期也就能上5－6节课意思意思。就这样，常常她在上课，门外就有记者等着采访她。因为长期缺课，她实际上跟不上进度，但她到堂了，总不能晾在一边。所以，当我循环提问时，就找比较容易的给她，比如让她重复我的句子。让人惊异的是，无论句子多长，我说得多快，她都可以八九不离十的复述
出来。有些句子显然她并不理解，看来她的音乐训练培养了她敏感的听觉。这样一学期下来，到期末我开始犯愁，怎样给这个特殊人物评分呢？跟学院教导处一商量，说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你看着办吧。我体会的言下之意是，总不能不让她及格吧。音乐学院的公共外语虽然是研究生必修课程，毕竟不是他／她们 career 的重要内容。后来，我网开一面，期末给她单独出题，允许查词典，让她带回家做，第二天交
来。她大概是熬了夜认真做的，可以看出是个很有天分的人，也确实花了功夫。里面存在一些低级错误，可以判断她是诚实的（其实她那样的地位请人代劳是很容易的）。看在她对这份试卷的认真态度上，我最终给了65分。
除了音乐学院代课，我还先后在社科院夜校和建国饭店讲授英语，学生有饭店招待，出租司机和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有些课太太也去听，她坐在后排，观察学生对我讲课的反应，回来跟我说，你就是纸糊马大嗓，没想到学生还挺服你。我当年年轻气盛，精力充沛，教英语不过是小打小闹，从来不认真备课，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专业上。在年轻人中，我的成绩出类拔萃，在导师的支持下，我开始申请破格提拔副研究员。
太太是双倍开心，因为我不但专业上受到重用，前景光明，而且在经济上也比同类知识分子强很多。社科院名声在外，却是清水衙门，在那个年代，多数人就靠每个月百十来块钱的工资。而我总有外快，头两年教授英语，后来兼职在中关村公司，做技术转移，开发机器翻译的产品，兼职的收入比工资还高，更不用提还曾挣到外汇，一不留神一夜成了万元户（见《朝华午拾：一夜成为万元户》）。当年也没有去银行的习惯，挣来的工资和外快全是现金，就压在枕头下面。记得每次拿钱回来上交太太，太太总是把新钱跟老钱放在一起，然后细细数它三遍，无误后再放回枕头底下。我开始不理解，提醒太太只要把新挣来的钱数对就好，不用麻烦整个再数，还容易出错。太太笑而不答，我行我素，很enjoy的样子，我才明白原来数钱正是妙处所在。后来到海外很多年，起起落落，也有一贫如洗的日子，也有挣钱较多的时候，太太感叹道，银行是好，不管什么钱都直接入账，可再有没有以前数钱的乐趣了。
钱来得快，花得也快。当时我们在岳母家住，岳父母辛劳一辈子把四个孩子带大，三个送入大学，一个进了中专，个个都很有出息，在四合大院百多户人家成为美谈。可是，光靠老俩口的工资，勉强度日可以，大件是没有能力置办的。太太是四个孩子的老大，最先工作和结婚，自然当仁不让。百废俱兴，家庭基本建设正需要钱的时候。所以，厚厚一叠的票子，买个大冰箱，哗，下去了一多半。钱很快又长高了，岳父弄来一张很难得的彩电票，全家买台彩电热闹热闹，哗，又下去一截，如此反复。让太太特别得意的是，不管怎么花，这钱总会再涨回来。太太告诉我，还是你们研究所大姐那天说的对：不能找金山，因为总有坐吃山空的一天，要找就找立委这样的金钥匙。
当年工作真是刻苦，尽管社科院不需要坐班，而我差不多每天都在单位干到很晚，直到饥肠辘辘顶不下去了才骑自行车匆忙回家。一边骑车，一边想着岳母做的炸酱面、烙馅饼和其他家常美味（岳母和太太总是把我那一份留出来）。太太全力支持，对我晚回来从无怨言，可是看到我天黑未归，总是惦念。当年，整个大院才有一部传呼电话，很难互相沟通。很多时候，都是她等不及了，就出胡同去迎我，有时走出去好几条街也不见。好多次，我们俩走岔了，回到家，一看人没在，赶紧骑车回找。找到就带在车后回转，进入长长的胡同时，总是小俩口牵着手，一路聊着天回家，感觉温馨而浪漫。
岳母家在东城区鼓楼附近的老四合院里面。周末我们常常在胡同散步，一边胡吹乱侃地“数小鸡”。太太常说，连想都不敢想的人，还会有什么出息。她坚信我无所不能，总是鼓励我解放思想。我逐渐发现，无论我怎么海吹，她都很开心。而且吹得越神，她就越开心。不就是图个开心么，反正吹牛不用上税，又没有外人听见，所以我就可劲地吹。从茅盾故居门前过，我就说，赶明儿把这座保存完好的四合院揽下来吧。后来一商量，觉得茅盾的四合院毕竟太小家子气，家门口的乌兰夫府上倒挺大，可外观也太寒碜，围墙上还有铁丝网，跟个监狱似的。于是开始把眼光瞄向北海附近的郭沫若旧居和宋庆龄的宫殿。终于有一天，小鸡数到了我们当年能够想像的极限：“干脆把十里长安街包下来得了。”
太太问：“包括紫禁城和中南海么？”
我说：“当然”。
记于2006年九月一日劳动节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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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华午拾: “数小鸡”的日子
作者：立委
这是一个很久远的动人故事，只是结局有些让人扫兴。说是一位爱幻想的村姑，左手一只老母鸡，右手一篮子鸡蛋，走在冰天雪地里。她开始幻想这些鸡蛋都孵出小鸡，小鸡长大又下更多的蛋，这些蛋再孵出更多的小鸡，直到她拥有了全世界。她正数小鸡数不过来，一不小心滑倒在地，鸡飞蛋打。
太太最近问我：“我们上次数小鸡是什么时候？你现在怎么不数了？” 我苦笑。经历太多的风雨跌宕，已经难有心情了，而且无论如何也超不过当年的想像力了。可太太说：我就爱听你数小鸡。是的，我们都很怀念以前数小鸡的日子。
那是20年前，改革开放初见成效，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硕士毕业留社科院，事业顺风，提前一年获得助理研究员职称，又巧遇太太，喜结良缘，新婚燕尔，生活温馨甜蜜（见《朝华午拾：爱情自白》, 《朝华午拾：牵手》）。
导师成为老板，项目正要用人，自然百般呵护。除了不愿意让我出国外，其余一切均有照应，还主动介绍我到师母所在的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研究生英语，可以挣点外快。真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免除了很多为分房职称而你争我斗的烦恼，没有后顾之忧，项目又能发挥专长，我当然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老板，太太和我皆大欢喜。
说起教英语，我当年的学生中名人可不少，皆因中国音乐学院是中国民族音乐的最高学府，能够攻读研究生的都不是等闲人物，甚至名冠中外的作曲家金湘（当时是作曲系主任，曾创作歌剧《原野》，华夏文摘当年为他出过专集，说他集古今中外之大成）也是我的编外学生。其他学生如今有的官至音乐学院副院长，有的是中国琵琶皇后，还有的被誉为某少数民族偶像级“夜莺”。最知名的当然是彭丽媛。平时聊起来，她对媒体恭维她是歌唱皇后或巨星什么的很不以为然，她 preferred 的称号是歌唱艺术家。其实彭丽媛一个学期也就能上5－6节课意思意思。就这样，常常她在上课，门外就有记者等着采访她。因为长期缺课，她实际上跟不上进度，但她到堂了，总不能晾在一边。所以，当我循环提问时，就找比较容易的给她，比如让她重复我的句子。让人惊异的是，无论句子多长，我说得多快，她都可以八九不离十的复述
出来。有些句子显然她并不理解，看来她的音乐训练培养了她敏感的听觉。这样一学期下来，到期末我开始犯愁，怎样给这个特殊人物评分呢？跟学院教导处一商量，说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你看着办吧。我体会的言下之意是，总不能不让她及格吧。音乐学院的公共外语虽然是研究生必修课程，毕竟不是他／她们 career 的重要内容。后来，我网开一面，期末给她单独出题，允许查词典，让她带回家做，第二天交
来。她大概是熬了夜认真做的，可以看出是个很有天分的人，也确实花了功夫。里面存在一些低级错误，可以判断她是诚实的（其实她那样的地位请人代劳是很容易的）。看在她对这份试卷的认真态度上，我最终给了65分。
除了音乐学院代课，我还先后在社科院夜校和建国饭店讲授英语，学生有饭店招待，出租司机和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有些课太太也去听，她坐在后排，观察学生对我讲课的反应，回来跟我说，你就是纸糊马大嗓，没想到学生还挺服你。我当年年轻气盛，精力充沛，教英语不过是小打小闹，从来不认真备课，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专业上。在年轻人中，我的成绩出类拔萃，在导师的支持下，我开始申请破格提拔副研究员。
太太是双倍开心，因为我不但专业上受到重用，前景光明，而且在经济上也比同类知识分子强很多。社科院名声在外，却是清水衙门，在那个年代，多数人就靠每个月百十来块钱的工资。而我总有外快，头两年教授英语，后来兼职在中关村公司，做技术转移，开发机器翻译的产品，兼职的收入比工资还高，更不用提还曾挣到外汇，一不留神一夜成了万元户（见《朝华午拾：一夜成为万元户》）。当年也没有去银行的习惯，挣来的工资和外快全是现金，就压在枕头下面。记得每次拿钱回来上交太太，太太总是把新钱跟老钱放在一起，然后细细数它三遍，无误后再放回枕头底下。我开始不理解，提醒太太只要把新挣来的钱数对就好，不用麻烦整个再数，还容易出错。太太笑而不答，我行我素，很enjoy的样子，我才明白原来数钱正是妙处所在。后来到海外很多年，起起落落，也有一贫如洗的日子，也有挣钱较多的时候，太太感叹道，银行是好，不管什么钱都直接入账，可再有没有以前数钱的乐趣了。
钱来得快，花得也快。当时我们在岳母家住，岳父母辛劳一辈子把四个孩子带大，三个送入大学，一个进了中专，个个都很有出息，在四合大院百多户人家成为美谈。可是，光靠老俩口的工资，勉强度日可以，大件是没有能力置办的。太太是四个孩子的老大，最先工作和结婚，自然当仁不让。百废俱兴，家庭基本建设正需要钱的时候。所以，厚厚一叠的票子，买个大冰箱，哗，下去了一多半。钱很快又长高了，岳父弄来一张很难得的彩电票，全家买台彩电热闹热闹，哗，又下去一截，如此反复。让太太特别得意的是，不管怎么花，这钱总会再涨回来。太太告诉我，还是你们研究所大姐那天说的对：不能找金山，因为总有坐吃山空的一天，要找就找立委这样的金钥匙。
当年工作真是刻苦，尽管社科院不需要坐班，而我差不多每天都在单位干到很晚，直到饥肠辘辘顶不下去了才骑自行车匆忙回家。一边骑车，一边想着岳母做的炸酱面、烙馅饼和其他家常美味（岳母和太太总是把我那一份留出来）。太太全力支持，对我晚回来从无怨言，可是看到我天黑未归，总是惦念。当年，整个大院才有一部传呼电话，很难互相沟通。很多时候，都是她等不及了，就出胡同去迎我，有时走出去好几条街也不见。好多次，我们俩走岔了，回到家，一看人没在，赶紧骑车回找。找到就带在车后回转，进入长长的胡同时，总是小俩口牵着手，一路聊着天回家，感觉温馨而浪漫。
岳母家在东城区鼓楼附近的老四合院里面。周末我们常常在胡同散步，一边胡吹乱侃地“数小鸡”。太太常说，连想都不敢想的人，还会有什么出息。她坚信我无所不能，总是鼓励我解放思想。我逐渐发现，无论我怎么海吹，她都很开心。而且吹得越神，她就越开心。不就是图个开心么，反正吹牛不用上税，又没有外人听见，所以我就可劲地吹。从茅盾故居门前过，我就说，赶明儿把这座保存完好的四合院揽下来吧。后来一商量，觉得茅盾的四合院毕竟太小家子气，家门口的乌兰夫府上倒挺大，可外观也太寒碜，围墙上还有铁丝网，跟个监狱似的。于是开始把眼光瞄向北海附近的郭沫若旧居和宋庆龄的宫殿。终于有一天，小鸡数到了我们当年能够想像的极限：“干脆把十里长安街包下来得了。”
太太问：“包括紫禁城和中南海么？”
我说：“当然”。
记于2006年九月一日劳动节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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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华午拾：澳洲之行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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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立委
1995年，我在温哥华攻读博士期间，去澳大利亚开会，遇到一个日本女孩，长得并不难看，但皮肤偏黑，显得老气。她为人特别热心，笑容可掬。是个在读硕士，导师让她为会议帮忙。
会议期间组织旅游活动，我跟她在大巴上坐在一起，来回路程很长，就聊起来。原来她是北海道渔民的女儿，难怪年轻轻的，一副风吹日晒的样子，人也象渔民一样实心。她留学前曾经在一家电脑翻译公司工作过两年，薪水很好，但压力太大，一点也不enjoy，于是决定留学澳洲，学计算语言学，如今硕士快毕业了。一路这么闲聊着，临分手时她问我会后什么安排，我说还没有定，就到处转转吧。她说，那好呀，我可以做导游，并留下地址电话。这件事我很快就忘到脑后了，一来觉得不过是一面之交，她就是客气而已；二来对于不漂亮的姑娘，除非有深交，我是过目就忘。
大会结束，我跟我同门师妹的父母联系上，她母亲开车接我到她家住了几天。师妹父母是澳洲农民，经营一家农场多年。退休时把农场卖了，到著名的旅游城黄金海岸（Gold Coast）买了一批房产，劳苦一辈子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为房东，从此过着地主（landlord）老财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生活。两位年过七十的老人朴实爽朗，日子过得有条不紊，屋子也收拾得窗明几净，家里轻轻飘荡着音乐声，环境优雅而闲适。这是我见到的最令人羡慕的退休生活。老人对远道而来的我，非常客气，照顾有加，让我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他们白天放我出去自己游荡，让我尽兴玩，嘱咐我完累了，随时打电话给他们接回家去。
这是一个天堂一样美丽的城市，让人沉迷。到处是奇花异木，五彩的鹦鹉和各类水禽优哉游哉，如入无人之境。绿树成荫，街道整洁。沿海滩有很多造型别致的饭店，多由日本投资商兴建。据说这个充满了异国情调和金发丽人的澳洲城市，已经继夏威夷之后成为日本人海外度假的首选。
连续两天的下午，我光着膀子在数英里的海滩漫游, 不敢相信大自然能生产这样的美丽。北美的春天是澳洲的秋天，刚刚过了黄金海滩的避暑盛季。少了一份喧闹的海滩，更加别有情调。
有如 Bay Watch，抬眼望去，美不胜收。海滩上三三两两，有健硕的小伙子在冲浪，性感的少女在嬉戏，天真的小孩在堆古堡。
天边慢慢卷来一片乌云，遮住了刺目的阳光，海风呼啸，人渐稀落。有一个小女孩，有如自天而降的仙女，不疾不徐在暗淡下来的滩上溜狗，小狗在卷来的潮水里雀跃。几颗雨点下来，姑娘身影朦胧。阳光重现，欢笑声又起，而仙女与狗，却随风飘去。
雨后晴空，一望无垠的金色沙滩，仙润清新。见一金发女童，坐在色彩鲜艳的救生筏上，眺望海的尽头。
再向前，有一个轻灵活泼的teenager女孩，身着蓝色露脐泳装，身材绝美，在逗引她的两三岁的小弟弟兜着圈玩儿。
晚霞映照下，一对古铜色臂膀的青年男女，沿海滩慢跑。游览黄金海滩，仿佛天堂敞开了一扇窗口，空灵洗净，纤尘不染，祥云笼罩，仙女飘飘，怎不令我流连忘返。
晚上，老太太忙着给我们弄吃的，老头儿把我带到地下室，耐心教我打康乐球。他说，地下室的角落是他的office，摆放着一台电脑，他每月月底工作几天，在电脑上写写算算收租情况，照应一下租户的出出进进。平时的主要活动之一是打高尔夫球，参加一个local的俱乐部，非常投入。老太太主要在家料理家务，平时把自己修饰得极为体面，没周一次去老人院看望她90多岁已经话语不清的老妈。两位老人很愿意跟我唠家常，谈起当年闹兔子荒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以前给彭丽媛们讲授《New Concept English》时，在课本里面读过，老人则是亲历。说从欧洲来的早期移民把兔子带到澳洲大陆，没成想这澳洲没有兔子的天敌，而狡兔性欲旺盛，繁育能力特强。刹那间，兔子铺天盖地而来。老人跟我说，那真是恐怖，整个农场到处流窜着兔子，毒药火枪短兵全部用上，就是打不尽，杀不绝。
离开澳洲，从飞机上看新西兰，恰似一只人的耳朵，沿耳廓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海滩、石壁和丛林。此前也已多次乘飞机跨洲旅行，但是每次乘飞机，从万米高空向下俯瞰，都令我诧异。耀眼的太阳，瞬息万变的云彩，玩具一样的房舍，蚂蚁般的车辆。总觉得不可思议。
这次澳洲之行，使我大饱眼福，真正领略到旅游的乐趣。美中不足的是在海滩游览时，皮肤被太阳灼伤。我在国内，向来不怕晒。插队那阵在炎热的暑期，从来都是图省事，只穿条短裤衩，光膀子暴晒，硬是晒脱了几层皮，成了地道的小黑鬼，比村子里多数人都黑。也怪，国内太阳不管怎么晒，没有紫外线灼伤的顾虑。倒是出国以后，习惯性以为太阳不可怕，根本想不起要涂防晒霜，几度灼伤。这次最为严重，晚上睡觉怎么也睡不着，后背火辣辣的，躺在那里，翻身都难，这才领教了太阳的厉害。回温哥华，领导查看，发现背部满是难看的黑点，吓坏了，以为得了皮肤癌，拿了油膏涂了一个多月，才慢慢好起来。
回来不久，收到日本女孩一封信，说她会后无法跟我取得联系，一直守着电话机，也没有我的信息，她既担心又思念，我这才想起她offer给我当导游的事来，觉得怪过意不去。随信还邮寄来她用铅笔画的一个传真机，机上正传出一张卷了半边的女孩图片，旁边脚注道：“ I wish I could fax myself to you：miss you so much”。我小时候画过铅笔素描，感觉她画得很俏皮，有创意，心想这个姑娘表达爱情的方式很特别。我给她回了一封电子邮件，谢谢她的挂念，并告诉她我已成家。她立即回说：I don't believe it，让我哭笑不得，心想这个姑娘真实心，不用多解释，远隔重洋，慢慢就过去了。没成想她并不罢休，又给我寄来她在自己公寓拍摄的五颜六色的小鸟等照片，又夹带一封更火热的情书，字迹非常秀丽。我一辈子还很少被女孩这样追求过，尽管她并不美，心内还是感动。我回email再次申明我出国前就已结婚，太太就在身边，想劝阻她不要瞎费工夫。她仍然半信半疑，还说，"come out, I will take care of you." 我看了觉得有点好笑，她也不知道我婚姻是好是坏，怎么就劝我走出围城，投入她的怀抱。我也不明白短短的接触，我哪一点吸引了她，我不过是个文科的穷博士生而已。于是我不再回复，让时间消蚀她的热情。
她并不甘心，居然决定来温哥华亲自查访。当时她毕业在即，于是联系我的导师，要求跟他攻读博士，提出回日本“顺道”先来温哥华亲聆指教。导师很高兴，鼓励她来看看这里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她果然来了，带给我日本煎茶等礼物，我尽地主之谊，除了车她去会导师外，领她游玩海滩和伊丽莎白公园。在海滩，她象孩子一样拣海螺壳，到了公园，不知怎么谈起中日战争的话题，她一脸真诚地向我道歉：Wei, I am really sorry. I know Chinese people suffered a lot from our invasion. I appologize. 对于半个世纪前跟她本人毫无干系的两国之间的历史事件，我没想到她能这样真诚反省，真是一个善良的渔家女儿。不想看她内疚的样子，我于是转移话题，并提出带她到我的公寓看看。我告诉她，太太白天上课，晚上才能介绍相见，还是先到我家坐坐。来到我家，看到墙上的大幅结婚彩照，她没再言声，终于相信我确实不是自由之身。
后来，她去了爱丁堡大学，我问她，你不是喜欢温哥华么？怎么决定不来温哥华，去了爱丁堡呢。当然，爱丁堡大学的名气比我的大学强很多。她回信说：温哥华是她的伤心之地，因为她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城市和这个城市的一个人。这话让我感动。我没想到一个女孩子追求一个异族的穷学生，能如此执著。她没来温哥华无疑是正确的选择，远离我，她会有更多的机会。
果然，在爱丁堡的同学里面，她终于嫁给了一个西班牙小伙子，两人感情很好。小伙子挺精神，我纳闷怎么接受她的，她确实显得又老又黑，缺乏少女的娇嫩。常常看到白人小伙子娶东方女性，远远没有东方人那样挑剔。也许在西方人眼里，东方人长得都差不多吧。不管怎样，看到她婚姻美满，我真心为她高兴。她先生爱丁堡博士毕业，到澳大利亚悉尼的一个大学做了讲师。几年前，我去日本札幌开会，她随她先生也借开会的机会，回北海道老家探望。她以地主的身份，替我筹划安排，跟先生一起请我喝酒，还是那样热情实诚。见面寒暄时她告诉我：I did not get a PhD, but I got a PhD husband, 语气里透着满足。
2007年二月二十五
参见立委雅虎相册： 《澳大利亚黄金海岸》；《黄金海岸城天堂了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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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立委
1995年，我在温哥华攻读博士期间，去澳大利亚开会，遇到一个日本女孩，长得并不难看，但皮肤偏黑，显得老气。她为人特别热心，笑容可掬。是个在读硕士，导师让她为会议帮忙。
会议期间组织旅游活动，我跟她在大巴上坐在一起，来回路程很长，就聊起来。原来她是北海道渔民的女儿，难怪年轻轻的，一副风吹日晒的样子，人也象渔民一样实心。她留学前曾经在一家电脑翻译公司工作过两年，薪水很好，但压力太大，一点也不enjoy，于是决定留学澳洲，学计算语言学，如今硕士快毕业了。一路这么闲聊着，临分手时她问我会后什么安排，我说还没有定，就到处转转吧。她说，那好呀，我可以做导游，并留下地址电话。这件事我很快就忘到脑后了，一来觉得不过是一面之交，她就是客气而已；二来对于不漂亮的姑娘，除非有深交，我是过目就忘。
大会结束，我跟我同门师妹的父母联系上，她母亲开车接我到她家住了几天。师妹父母是澳洲农民，经营一家农场多年。退休时把农场卖了，到著名的旅游城黄金海岸（Gold Coast）买了一批房产，劳苦一辈子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为房东，从此过着地主（landlord）老财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生活。两位年过七十的老人朴实爽朗，日子过得有条不紊，屋子也收拾得窗明几净，家里轻轻飘荡着音乐声，环境优雅而闲适。这是我见到的最令人羡慕的退休生活。老人对远道而来的我，非常客气，照顾有加，让我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他们白天放我出去自己游荡，让我尽兴玩，嘱咐我完累了，随时打电话给他们接回家去。
这是一个天堂一样美丽的城市，让人沉迷。到处是奇花异木，五彩的鹦鹉和各类水禽优哉游哉，如入无人之境。绿树成荫，街道整洁。沿海滩有很多造型别致的饭店，多由日本投资商兴建。据说这个充满了异国情调和金发丽人的澳洲城市，已经继夏威夷之后成为日本人海外度假的首选。
连续两天的下午，我光着膀子在数英里的海滩漫游, 不敢相信大自然能生产这样的美丽。北美的春天是澳洲的秋天，刚刚过了黄金海滩的避暑盛季。少了一份喧闹的海滩，更加别有情调。
有如 Bay Watch，抬眼望去，美不胜收。海滩上三三两两，有健硕的小伙子在冲浪，性感的少女在嬉戏，天真的小孩在堆古堡。
天边慢慢卷来一片乌云，遮住了刺目的阳光，海风呼啸，人渐稀落。有一个小女孩，有如自天而降的仙女，不疾不徐在暗淡下来的滩上溜狗，小狗在卷来的潮水里雀跃。几颗雨点下来，姑娘身影朦胧。阳光重现，欢笑声又起，而仙女与狗，却随风飘去。
雨后晴空，一望无垠的金色沙滩，仙润清新。见一金发女童，坐在色彩鲜艳的救生筏上，眺望海的尽头。
再向前，有一个轻灵活泼的teenager女孩，身着蓝色露脐泳装，身材绝美，在逗引她的两三岁的小弟弟兜着圈玩儿。
晚霞映照下，一对古铜色臂膀的青年男女，沿海滩慢跑。游览黄金海滩，仿佛天堂敞开了一扇窗口，空灵洗净，纤尘不染，祥云笼罩，仙女飘飘，怎不令我流连忘返。
晚上，老太太忙着给我们弄吃的，老头儿把我带到地下室，耐心教我打康乐球。他说，地下室的角落是他的office，摆放着一台电脑，他每月月底工作几天，在电脑上写写算算收租情况，照应一下租户的出出进进。平时的主要活动之一是打高尔夫球，参加一个local的俱乐部，非常投入。老太太主要在家料理家务，平时把自己修饰得极为体面，没周一次去老人院看望她90多岁已经话语不清的老妈。两位老人很愿意跟我唠家常，谈起当年闹兔子荒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以前给彭丽媛们讲授《New Concept English》时，在课本里面读过，老人则是亲历。说从欧洲来的早期移民把兔子带到澳洲大陆，没成想这澳洲没有兔子的天敌，而狡兔性欲旺盛，繁育能力特强。刹那间，兔子铺天盖地而来。老人跟我说，那真是恐怖，整个农场到处流窜着兔子，毒药火枪短兵全部用上，就是打不尽，杀不绝。
离开澳洲，从飞机上看新西兰，恰似一只人的耳朵，沿耳廓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海滩、石壁和丛林。此前也已多次乘飞机跨洲旅行，但是每次乘飞机，从万米高空向下俯瞰，都令我诧异。耀眼的太阳，瞬息万变的云彩，玩具一样的房舍，蚂蚁般的车辆。总觉得不可思议。
这次澳洲之行，使我大饱眼福，真正领略到旅游的乐趣。美中不足的是在海滩游览时，皮肤被太阳灼伤。我在国内，向来不怕晒。插队那阵在炎热的暑期，从来都是图省事，只穿条短裤衩，光膀子暴晒，硬是晒脱了几层皮，成了地道的小黑鬼，比村子里多数人都黑。也怪，国内太阳不管怎么晒，没有紫外线灼伤的顾虑。倒是出国以后，习惯性以为太阳不可怕，根本想不起要涂防晒霜，几度灼伤。这次最为严重，晚上睡觉怎么也睡不着，后背火辣辣的，躺在那里，翻身都难，这才领教了太阳的厉害。回温哥华，领导查看，发现背部满是难看的黑点，吓坏了，以为得了皮肤癌，拿了油膏涂了一个多月，才慢慢好起来。
回来不久，收到日本女孩一封信，说她会后无法跟我取得联系，一直守着电话机，也没有我的信息，她既担心又思念，我这才想起她offer给我当导游的事来，觉得怪过意不去。随信还邮寄来她用铅笔画的一个传真机，机上正传出一张卷了半边的女孩图片，旁边脚注道：“ I wish I could fax myself to you：miss you so much”。我小时候画过铅笔素描，感觉她画得很俏皮，有创意，心想这个姑娘表达爱情的方式很特别。我给她回了一封电子邮件，谢谢她的挂念，并告诉她我已成家。她立即回说：I don't believe it，让我哭笑不得，心想这个姑娘真实心，不用多解释，远隔重洋，慢慢就过去了。没成想她并不罢休，又给我寄来她在自己公寓拍摄的五颜六色的小鸟等照片，又夹带一封更火热的情书，字迹非常秀丽。我一辈子还很少被女孩这样追求过，尽管她并不美，心内还是感动。我回email再次申明我出国前就已结婚，太太就在身边，想劝阻她不要瞎费工夫。她仍然半信半疑，还说，"come out, I will take care of you." 我看了觉得有点好笑，她也不知道我婚姻是好是坏，怎么就劝我走出围城，投入她的怀抱。我也不明白短短的接触，我哪一点吸引了她，我不过是个文科的穷博士生而已。于是我不再回复，让时间消蚀她的热情。
她并不甘心，居然决定来温哥华亲自查访。当时她毕业在即，于是联系我的导师，要求跟他攻读博士，提出回日本“顺道”先来温哥华亲聆指教。导师很高兴，鼓励她来看看这里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她果然来了，带给我日本煎茶等礼物，我尽地主之谊，除了车她去会导师外，领她游玩海滩和伊丽莎白公园。在海滩，她象孩子一样拣海螺壳，到了公园，不知怎么谈起中日战争的话题，她一脸真诚地向我道歉：Wei, I am really sorry. I know Chinese people suffered a lot from our invasion. I appologize. 对于半个世纪前跟她本人毫无干系的两国之间的历史事件，我没想到她能这样真诚反省，真是一个善良的渔家女儿。不想看她内疚的样子，我于是转移话题，并提出带她到我的公寓看看。我告诉她，太太白天上课，晚上才能介绍相见，还是先到我家坐坐。来到我家，看到墙上的大幅结婚彩照，她没再言声，终于相信我确实不是自由之身。
后来，她去了爱丁堡大学，我问她，你不是喜欢温哥华么？怎么决定不来温哥华，去了爱丁堡呢。当然，爱丁堡大学的名气比我的大学强很多。她回信说：温哥华是她的伤心之地，因为她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城市和这个城市的一个人。这话让我感动。我没想到一个女孩子追求一个异族的穷学生，能如此执著。她没来温哥华无疑是正确的选择，远离我，她会有更多的机会。
果然，在爱丁堡的同学里面，她终于嫁给了一个西班牙小伙子，两人感情很好。小伙子挺精神，我纳闷怎么接受她的，她确实显得又老又黑，缺乏少女的娇嫩。常常看到白人小伙子娶东方女性，远远没有东方人那样挑剔。也许在西方人眼里，东方人长得都差不多吧。不管怎样，看到她婚姻美满，我真心为她高兴。她先生爱丁堡博士毕业，到澳大利亚悉尼的一个大学做了讲师。几年前，我去日本札幌开会，她随她先生也借开会的机会，回北海道老家探望。她以地主的身份，替我筹划安排，跟先生一起请我喝酒，还是那样热情实诚。见面寒暄时她告诉我：I did not get a PhD, but I got a PhD husband, 语气里透着满足。
2007年二月二十五
参见立委雅虎相册： 《澳大利亚黄金海岸》；《黄金海岸城天堂了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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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华午拾：警察抓小偷的故事》
朝华午拾: 警察抓小偷的故事
这是一段十四年前在英国曼彻斯特的时候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故事。当时英国经济很糟糕，失业率接近20％，曼城市中心的大学附近有着欧洲最大的贫民窟，大白天也偷盗抢劫成风（多是无所事事、毒品成瘾的黑人 teenagers 所为），还不时听到黑帮火拼的枪声。最可气的是还有成群的高大凶猛的野狗出没，让人心惊肉跳。中国学生图便宜，就近居住在政府给穷人提供的房子里面，整天在贫民窟里受煎熬。不到一年，我两次被抢，一次亲眼看到身边朋友被抢劫，窃贼还分别光顾了我的办公室和宿舍，办公室电脑不好搬，就在上面撒了泡尿。后来一有机会，也不希罕那连续三年的 PhD 奖学金了，赶紧逃离。
警察抓小偷在曼城为什么这么难？除了抓不胜抓、层出不穷外，还有一个独特的环境原因：那贫民窟的楼房是当年英国政府工党在台上时候建造的福利房，免费或低价租给穷人，其特点是，海大，窄长，前后上下贯通，楼道阴暗，各门洞完全类同，而且楼楼之间均有天桥相接，连绵数英里，象个硕大的迷宫。每次在贫民窟行走，看着那黑黝黝的钢筋水泥怪物，不知道有什么贼眼在寻找猎物，什么阴谋正在酝酿，哪个门洞会随时窜出不法之徒。这些不法之徒往往相互接应，有望风的，有行凶的，有假意相助的，警察一来，一窝蜂跑进楼房，上下左右贯通，如鱼得水，警察奈何。一般的抢劫发生太多，见怪不怪，你要是打电话报警，只要没出人命，那边不紧不慢给你登记注册，往往没有下文。
话说圣诞元旦前后的一天，下午四点多，天尽管阴沉（英国天气给个晴脸本来就少见），还没到天黑时分。我从住在贫民窟的同学处出来，下楼看见一个黑人蹲坐在楼道上，心里就有点犹疑，但已经下楼在半道，也不好回去。轻轻说了声 “excuse me”，便强作正经从黑人身旁过去，想加紧步伐逃离。说时迟，那时快，那黑人一个箭步上前，挡住我的去路，手拿小刀（不是专事行凶的匕首，也就比削苹果的刀大一点），说：“摸你，摸你（这是带有曼城口音的“Money, Money”）。这人站在面前，越发显得粗黑高大，那小刀也格外刺目，我哪里见过这个阵势，恨不能有地洞钻进去。我结结巴巴说，"I have no money"。他一边说，"check, check", 一边将黑手伸进我裤子和胸前口袋搜索，果然没有发现什么。正在我不知所措时，不料这家伙很有绅士风度地跟我说，“I am sorry”，然后一阵风似地消失在门洞，真是来有形，去无踪。我出得门来，看着阴惨的天色，半天惊魂不定。后来，遇到一个纽约客，谈起此事，她告诉我：“看来你们那里的强盗比较文明。要是在纽约，身上没钱，不捅你一刀才怪。我们出门谁敢不带保命钱。”
后来我们到政府管理处申请住房，提到贫民窟的福利房，办事人员个个咬牙切齿，说：“这些房子统统炸平才对。设计建造这些房子的人应该被处死！” 贫民窟福利房成为曼城一个毒瘤。也不怪，把穷人如此密集地集中在一起，孩子从小耳濡目染，恶性循环，不成为犯罪温床才怪。
这些都是10多年前的事了，据说现在英国经济发展良好，贫民窟治安也许改善了吧。纽约市的治安由朱市长起头治理，也大为好转，现在成为国际大都市犯罪率较低的地区了。
２００５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注：有网友想去访贫问苦，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的贫民窟，被告知，贫民窟在申奥过程中被摧毁了。机会不再，是贫民窟文化研究的重大损失。
这是一段十四年前在英国曼彻斯特的时候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故事。当时英国经济很糟糕，失业率接近20％，曼城市中心的大学附近有着欧洲最大的贫民窟，大白天也偷盗抢劫成风（多是无所事事、毒品成瘾的黑人 teenagers 所为），还不时听到黑帮火拼的枪声。最可气的是还有成群的高大凶猛的野狗出没，让人心惊肉跳。中国学生图便宜，就近居住在政府给穷人提供的房子里面，整天在贫民窟里受煎熬。不到一年，我两次被抢，一次亲眼看到身边朋友被抢劫，窃贼还分别光顾了我的办公室和宿舍，办公室电脑不好搬，就在上面撒了泡尿。后来一有机会，也不希罕那连续三年的 PhD 奖学金了，赶紧逃离。
警察抓小偷在曼城为什么这么难？除了抓不胜抓、层出不穷外，还有一个独特的环境原因：那贫民窟的楼房是当年英国政府工党在台上时候建造的福利房，免费或低价租给穷人，其特点是，海大，窄长，前后上下贯通，楼道阴暗，各门洞完全类同，而且楼楼之间均有天桥相接，连绵数英里，象个硕大的迷宫。每次在贫民窟行走，看着那黑黝黝的钢筋水泥怪物，不知道有什么贼眼在寻找猎物，什么阴谋正在酝酿，哪个门洞会随时窜出不法之徒。这些不法之徒往往相互接应，有望风的，有行凶的，有假意相助的，警察一来，一窝蜂跑进楼房，上下左右贯通，如鱼得水，警察奈何。一般的抢劫发生太多，见怪不怪，你要是打电话报警，只要没出人命，那边不紧不慢给你登记注册，往往没有下文。
话说圣诞元旦前后的一天，下午四点多，天尽管阴沉（英国天气给个晴脸本来就少见），还没到天黑时分。我从住在贫民窟的同学处出来，下楼看见一个黑人蹲坐在楼道上，心里就有点犹疑，但已经下楼在半道，也不好回去。轻轻说了声 “excuse me”，便强作正经从黑人身旁过去，想加紧步伐逃离。说时迟，那时快，那黑人一个箭步上前，挡住我的去路，手拿小刀（不是专事行凶的匕首，也就比削苹果的刀大一点），说：“摸你，摸你（这是带有曼城口音的“Money, Money”）。这人站在面前，越发显得粗黑高大，那小刀也格外刺目，我哪里见过这个阵势，恨不能有地洞钻进去。我结结巴巴说，"I have no money"。他一边说，"check, check", 一边将黑手伸进我裤子和胸前口袋搜索，果然没有发现什么。正在我不知所措时，不料这家伙很有绅士风度地跟我说，“I am sorry”，然后一阵风似地消失在门洞，真是来有形，去无踪。我出得门来，看着阴惨的天色，半天惊魂不定。后来，遇到一个纽约客，谈起此事，她告诉我：“看来你们那里的强盗比较文明。要是在纽约，身上没钱，不捅你一刀才怪。我们出门谁敢不带保命钱。”
后来我们到政府管理处申请住房，提到贫民窟的福利房，办事人员个个咬牙切齿，说：“这些房子统统炸平才对。设计建造这些房子的人应该被处死！” 贫民窟福利房成为曼城一个毒瘤。也不怪，把穷人如此密集地集中在一起，孩子从小耳濡目染，恶性循环，不成为犯罪温床才怪。
这些都是10多年前的事了，据说现在英国经济发展良好，贫民窟治安也许改善了吧。纽约市的治安由朱市长起头治理，也大为好转，现在成为国际大都市犯罪率较低的地区了。
２００５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注：有网友想去访贫问苦，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的贫民窟，被告知，贫民窟在申奥过程中被摧毁了。机会不再，是贫民窟文化研究的重大损失。
+《朝华午拾：爸爸的行医生涯》
《爸爸：风雨几春秋》。
朝华午拾：爸爸的行医生涯
《老爸－我的外科生涯》 是爸爸十年前为晋升主任医师而撰写的述职报告，读后不胜感慨。在众多医学术语和数字背后，许多往事浮现眼前。
爸爸没有机会进入医学院，上的是医专，可他行医四十年所取得的成就，达到的高度，是常人难以企及的。靠的是，胆大心细，勤于实践，刻苦钻研。记得我们小时候，回家不见父母，总是到手术室去找。爸爸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回家也是一头扎到医书里，很少见他休息。多年下来，名震四方，求医者络绎不绝。甚至上一级医院外科主任的亲属需要手术，也来找爸爸“这把刀”才觉得放心。
医生受人尊敬，但却是清贫的。在毛泽东时代，工资和物价均几十年不动。爸爸４６元，妈妈４３元，家庭收入８９元一月，维持一家六口（加上外祖母）温饱，难有积余。生活苦点，倒也无所谓。其实我们从来也没有觉得苦，尽管每餐饭，一大家人才有一两碟小菜。反正大家都苦，还有很多人吃不饱饭，只能喝粥、吃红薯干呢。爸爸的难题是，到哪里去攒买书的钱呢？那些大厚本的专业书籍《外科学》、《骨科学》等，定价不菲，却是工作必不可少的。谁能想到，许多医书是爸爸瞒着家人卖血换来的。一次３００cc血浆，当时的价格３０元，这可是平时半年也难攒下的钱啊。有一次，妈妈发现以后非常生气。爸爸很清瘦，担心他卖血损害了身体。可爸爸总是说，人有造血机制，失点血无碍。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办法么？医术再精湛，也变不了钱。记得手术误餐，当时的补贴也才两角，或者供应一碗免费肉丝面（爸爸妈妈舍不得吃，常常带回家给我们孩子吃）。
一个时代，一种活法。可是，一个享有盛誉、对医术精益求精的医生非卖血不能拥有医书，这样的事古今中外，大概也只有毛时代了。不能说，爸爸没有赶上好时代，从事业的追求和精神的满足看，那个特定的时代特定的条件，给爸爸一个难得的施展空间。基层县医院象一张白纸，面对的是源源不断的一向缺医少药、经济能力匮乏的农村患者。多数这样的患者基层医院不能救治，也就只好自生自灭，听天由命了。爸爸是医院的开创者之一，有充分自主权，有多大精力就有多少工作，几十年来几乎每天都有几个手术。我当年认识一位农村青年医生，由于不能施展，而厌倦行医，转报英文师专，当谈起爸爸的医术，却充满钦佩：“你知道么？你爸爸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医生。许多省立大医院尚未开展或普及的大手术，你爸爸也能做。”他给我讲解一些案例，我也不懂，但是心里明白，爸爸一直在超越自己，向越来越复杂的手术攀登。后来，跟爸爸谈起来，还有哪些疑难手术，想做而做不成。爸爸说，能做的差不多都做了，但是有些手术，比如显微外科，断肢再植等，对于器械要求太高，县医院没有这种条件，只好遗憾了。
跟“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衙门不同，当年在基层医院贫苦农民也能开得起刀：印象中小手术（阑尾摘除等）收费不到１０元，中等手术（胃切除等）收费几十元，大手术（心脏、脑等）也不过百元。当然，凑足这钱也不容易，但是为看病节衣缩食，或砸锅卖铁，多数人还是想出了办法。对于特困户，可以到民政局申请补助。毛泽东时代这一点，还是值得称颂的。收费低廉的根本原因，当然是成本底：医生是国家干部，拿固定工资，没有额外支出。
说到手术，我的身上也留有爸爸的“杰作”。我十岁左右，有一天早饭不久，突然肚子疼得厉害。爸爸过来检查，按住右小腹，问疼不疼，我说，“很疼”。他突然把手抽回，我一阵剧痛，眼泪都出来了。爸爸告诉我，这叫“反跳痛”，是急性阑尾炎的典型症状，说准备开刀，不到中午就扶我进了手术室。从小看惯了开刀，知道阑尾摘除是小手术，我一点也不怕。可真要上手术台了，我却怎么也不愿意。主要是怀疑弄错了，白挨刀了。早上还是好好的，喝了半碗粥，我平时也常闹肚子疼，这次，也没有验血或做其他检查，摸摸小腹，就这样确诊了？结果自然是我多虑，割下的阑尾肿得象棵小胡萝卜头，因为手术及时，还没有化脓。不少外科大夫不给自己亲人开刀，怕太紧张。可爸爸不放心别人，理所当然亲自动手，妈妈在旁做助手。本来，如果使用常规腰麻或硬膜外麻醉，也可从容不迫，但爸爸为了术后反应小，坚持只使用局部麻醉，我清楚知道手术的每一个过程。多数同类手术刀口总有几寸，可爸爸只给我开了一条一两公分的小口子（关腹后只缝了两针），刚够伸进一个手指。这还不算，跟多数刀口不同，爸爸用的是横切，这更增添了手术难度。爸爸说，横切符合人的腹部的自然纹路，愈合后刀疤不显（确实如此，我见过其他竖切手术的刀痕，愈合后很久仍然粗粗红红地立在那儿，很难看）。这次手术当然很成功，我当天回家，第二天就可下床轻微走动。不过，手术中有一阵确实很疼，我大哭大叫，给爸爸增加了很大压力。那是爸爸伸进手指试图捞取发炎的阑尾时。也不怪，阑尾发炎，不碰它尚且疼痛得很呢。好在疼得时间不长，爸爸就逮住了它，赶紧补上一针麻醉。后来，爸爸说，尽管费了心思，下刀之处还是略偏了点，使我多受了一些苦。偏一点没关系，如果把刀口加大点，也好办，可爸爸坚持尽可能小的口子，不愿意让我落下一个永久的大疤痕。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女儿听，她找到我的几乎看不见了的刀口，惊叹：“Grandpa did a terrific job! (爷爷的手艺真棒！)”。从此，她肚子一疼，就大叫，怀疑得了阑尾炎，非让我检查发现没有“反跳痛”才安心。还说，她要是得了阑尾炎，就飞回去找爷爷，可信不过美国的大夫：他们才开过几个刀，我爷爷一辈子开刀何止成千上万！
爸爸常常出诊到农村医院和农民家中（作为妇产科主任，妈妈也一样）。遇到急诊需要手术，不管什么条件，也要进行。没有电，就集中一些手电筒，因陋就简，搭起手术台，救命要紧。文革武斗那年（１９６７年），两派割据，常有摩擦，亦有短兵相接的时候：初期街头械斗，用的还是钢钎菜刀之类，后期可用上了真枪真炮。医院处于半瘫痪状态，并且地处“扫派”（叫“扫黑线”，一激进派群众组织）掌控辖区。爸爸妈妈思想上大概属于温和保皇派（“保皇”即反对揪斗老干部），倾向有保皇色彩的“批派”（叫“批联部”），但并不参与其意识形态和政治生活。批派的总司令（曾是我家的邻居叔叔，身材魁伟，印象中担任司令以后，腰扎宽皮带，挎盒子枪，好不英武威风）派人悄悄把我们全家请到这一派的大本营里，他们急需医疗好手救治武斗中的伤员。于是爸爸搭起战时手术台，就跟白求恩的战地医院似的，也救了不少人的命。
和平岁月，县医院那辆白色救护车，载着爸爸妈妈和我们的童年跑遍了全县每一个角落。如果路近，也步行或骑自行车出诊。记得我六七岁的时候，全家去偏远乡镇河湾，支援农村医院一年。爸爸晚上经常骑车出诊，有时也带着我。天总是那样黑，也总要经过一两个墓地，头顶冷风飕飕。进入村子，总有此起彼伏的狗吠声。我躲在车前座爸爸怀中，常常不敢睁开眼睛。看完病，在昏黄的油灯下，主人总要用红糖水煮两个鸡蛋，热气腾腾端上来，款待我们。然后，照着手电，送我们上路，而我不等到家，就已经睡熟了。
爸爸一直希望我们子女有学医的，可以子承父业。别的不说，这多年积累的满书架医书丢了，岂不可惜？遗憾的是，四个子女，一个也没有走上这条救死扶伤的人生道路。我和哥哥是文革后第一届７７级大学生，当年遵照父母意愿，都在第二志愿填写了“安徽医学院”。至于第一志愿，哥哥自作主张，报考“南京航空学院”。而我当时没有主见，只要一流大学就好（我们那一届是先报志愿后考试，不象后来，考试分数下来后才要求填志愿）。遂听从爸爸，不管天高地厚，填报了“中国科技大学”当红专业：物理系等离子体专业（我们处在深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等离子体是什么，并不明白，但是总觉得只有这样莫测高深的专业才有资格盖过父业）。结果，哥哥考取了他的第一志愿，志满意得地寻他的航空梦去了。而我所有志愿全没有中，被硬性“分配”到安庆师范学院英语系去，那个委屈！也委实委屈，我虽然高考发挥得不好，但是后来了解到，分数线已经达标，可以进入第二志愿“安徽医学院”。坏就坏在我“加试”了外语。今天的学生哪里知道，文革后第一届高考，外语并不是必考项目，亦不计入决定命运的总分，原因很无奈：尽管当年积累了近十届考生同时报考，济济一堂，竞争激烈，但是很多人对外语一窍不通，要是坚持外语必考，将会严重影响一多半考生。我当年要不是多年坚持跟着安徽和江苏广播电台的英语学习节目，靠学校教的那点ABC，也不敢应试。可怜我加试外语，满以为在同等条件下，可以被优先录取。谁想到，文革刚过，有外语基础的人不多，属于文科的外语专业生源严重不足，需要把一些加试外语的理工类学生划拉到文科来。就这样，阴错阳差，把个工具外语拽成了专业。当时颇有理工高人一等的心态，被迫进入外语系后，老觉得“误入旁门左道”，这才有坚持自学《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两年之久。倒为后来向文理兼科的跨专业方向发展，打下一点基础。话说回来，当年幸亏没有如愿进入医学院，否则这个世界只会多出一个平庸的医生。我钻研的毅力还有点，但缺乏爸爸的魄力、手巧和胆大心细。在爸爸的事业昆仑面前，怕只能东施效颦。走南闯北这么多年，见识过许多令人佩服的长辈和后进，但我始终最钦佩爸爸。
爸爸现在半退休在家，依旧清贫。一点不象快７０的老人，生活有条不紊，身体健康，仍保持对新事物的好学之心，电脑玩得比许多年轻人还熟。除了熟练查阅英文专业资料外，长年博文强识，普通词汇量跟我这英语“科班”出身的也有一比。子女各自发展，是他最大的安慰。孙儿辈的成长花絮，更给他带来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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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华午拾：爸爸的行医生涯
《老爸－我的外科生涯》 是爸爸十年前为晋升主任医师而撰写的述职报告，读后不胜感慨。在众多医学术语和数字背后，许多往事浮现眼前。
爸爸没有机会进入医学院，上的是医专，可他行医四十年所取得的成就，达到的高度，是常人难以企及的。靠的是，胆大心细，勤于实践，刻苦钻研。记得我们小时候，回家不见父母，总是到手术室去找。爸爸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回家也是一头扎到医书里，很少见他休息。多年下来，名震四方，求医者络绎不绝。甚至上一级医院外科主任的亲属需要手术，也来找爸爸“这把刀”才觉得放心。
医生受人尊敬，但却是清贫的。在毛泽东时代，工资和物价均几十年不动。爸爸４６元，妈妈４３元，家庭收入８９元一月，维持一家六口（加上外祖母）温饱，难有积余。生活苦点，倒也无所谓。其实我们从来也没有觉得苦，尽管每餐饭，一大家人才有一两碟小菜。反正大家都苦，还有很多人吃不饱饭，只能喝粥、吃红薯干呢。爸爸的难题是，到哪里去攒买书的钱呢？那些大厚本的专业书籍《外科学》、《骨科学》等，定价不菲，却是工作必不可少的。谁能想到，许多医书是爸爸瞒着家人卖血换来的。一次３００cc血浆，当时的价格３０元，这可是平时半年也难攒下的钱啊。有一次，妈妈发现以后非常生气。爸爸很清瘦，担心他卖血损害了身体。可爸爸总是说，人有造血机制，失点血无碍。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办法么？医术再精湛，也变不了钱。记得手术误餐，当时的补贴也才两角，或者供应一碗免费肉丝面（爸爸妈妈舍不得吃，常常带回家给我们孩子吃）。
一个时代，一种活法。可是，一个享有盛誉、对医术精益求精的医生非卖血不能拥有医书，这样的事古今中外，大概也只有毛时代了。不能说，爸爸没有赶上好时代，从事业的追求和精神的满足看，那个特定的时代特定的条件，给爸爸一个难得的施展空间。基层县医院象一张白纸，面对的是源源不断的一向缺医少药、经济能力匮乏的农村患者。多数这样的患者基层医院不能救治，也就只好自生自灭，听天由命了。爸爸是医院的开创者之一，有充分自主权，有多大精力就有多少工作，几十年来几乎每天都有几个手术。我当年认识一位农村青年医生，由于不能施展，而厌倦行医，转报英文师专，当谈起爸爸的医术，却充满钦佩：“你知道么？你爸爸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医生。许多省立大医院尚未开展或普及的大手术，你爸爸也能做。”他给我讲解一些案例，我也不懂，但是心里明白，爸爸一直在超越自己，向越来越复杂的手术攀登。后来，跟爸爸谈起来，还有哪些疑难手术，想做而做不成。爸爸说，能做的差不多都做了，但是有些手术，比如显微外科，断肢再植等，对于器械要求太高，县医院没有这种条件，只好遗憾了。
跟“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衙门不同，当年在基层医院贫苦农民也能开得起刀：印象中小手术（阑尾摘除等）收费不到１０元，中等手术（胃切除等）收费几十元，大手术（心脏、脑等）也不过百元。当然，凑足这钱也不容易，但是为看病节衣缩食，或砸锅卖铁，多数人还是想出了办法。对于特困户，可以到民政局申请补助。毛泽东时代这一点，还是值得称颂的。收费低廉的根本原因，当然是成本底：医生是国家干部，拿固定工资，没有额外支出。
说到手术，我的身上也留有爸爸的“杰作”。我十岁左右，有一天早饭不久，突然肚子疼得厉害。爸爸过来检查，按住右小腹，问疼不疼，我说，“很疼”。他突然把手抽回，我一阵剧痛，眼泪都出来了。爸爸告诉我，这叫“反跳痛”，是急性阑尾炎的典型症状，说准备开刀，不到中午就扶我进了手术室。从小看惯了开刀，知道阑尾摘除是小手术，我一点也不怕。可真要上手术台了，我却怎么也不愿意。主要是怀疑弄错了，白挨刀了。早上还是好好的，喝了半碗粥，我平时也常闹肚子疼，这次，也没有验血或做其他检查，摸摸小腹，就这样确诊了？结果自然是我多虑，割下的阑尾肿得象棵小胡萝卜头，因为手术及时，还没有化脓。不少外科大夫不给自己亲人开刀，怕太紧张。可爸爸不放心别人，理所当然亲自动手，妈妈在旁做助手。本来，如果使用常规腰麻或硬膜外麻醉，也可从容不迫，但爸爸为了术后反应小，坚持只使用局部麻醉，我清楚知道手术的每一个过程。多数同类手术刀口总有几寸，可爸爸只给我开了一条一两公分的小口子（关腹后只缝了两针），刚够伸进一个手指。这还不算，跟多数刀口不同，爸爸用的是横切，这更增添了手术难度。爸爸说，横切符合人的腹部的自然纹路，愈合后刀疤不显（确实如此，我见过其他竖切手术的刀痕，愈合后很久仍然粗粗红红地立在那儿，很难看）。这次手术当然很成功，我当天回家，第二天就可下床轻微走动。不过，手术中有一阵确实很疼，我大哭大叫，给爸爸增加了很大压力。那是爸爸伸进手指试图捞取发炎的阑尾时。也不怪，阑尾发炎，不碰它尚且疼痛得很呢。好在疼得时间不长，爸爸就逮住了它，赶紧补上一针麻醉。后来，爸爸说，尽管费了心思，下刀之处还是略偏了点，使我多受了一些苦。偏一点没关系，如果把刀口加大点，也好办，可爸爸坚持尽可能小的口子，不愿意让我落下一个永久的大疤痕。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女儿听，她找到我的几乎看不见了的刀口，惊叹：“Grandpa did a terrific job! (爷爷的手艺真棒！)”。从此，她肚子一疼，就大叫，怀疑得了阑尾炎，非让我检查发现没有“反跳痛”才安心。还说，她要是得了阑尾炎，就飞回去找爷爷，可信不过美国的大夫：他们才开过几个刀，我爷爷一辈子开刀何止成千上万！
爸爸常常出诊到农村医院和农民家中（作为妇产科主任，妈妈也一样）。遇到急诊需要手术，不管什么条件，也要进行。没有电，就集中一些手电筒，因陋就简，搭起手术台，救命要紧。文革武斗那年（１９６７年），两派割据，常有摩擦，亦有短兵相接的时候：初期街头械斗，用的还是钢钎菜刀之类，后期可用上了真枪真炮。医院处于半瘫痪状态，并且地处“扫派”（叫“扫黑线”，一激进派群众组织）掌控辖区。爸爸妈妈思想上大概属于温和保皇派（“保皇”即反对揪斗老干部），倾向有保皇色彩的“批派”（叫“批联部”），但并不参与其意识形态和政治生活。批派的总司令（曾是我家的邻居叔叔，身材魁伟，印象中担任司令以后，腰扎宽皮带，挎盒子枪，好不英武威风）派人悄悄把我们全家请到这一派的大本营里，他们急需医疗好手救治武斗中的伤员。于是爸爸搭起战时手术台，就跟白求恩的战地医院似的，也救了不少人的命。
和平岁月，县医院那辆白色救护车，载着爸爸妈妈和我们的童年跑遍了全县每一个角落。如果路近，也步行或骑自行车出诊。记得我六七岁的时候，全家去偏远乡镇河湾，支援农村医院一年。爸爸晚上经常骑车出诊，有时也带着我。天总是那样黑，也总要经过一两个墓地，头顶冷风飕飕。进入村子，总有此起彼伏的狗吠声。我躲在车前座爸爸怀中，常常不敢睁开眼睛。看完病，在昏黄的油灯下，主人总要用红糖水煮两个鸡蛋，热气腾腾端上来，款待我们。然后，照着手电，送我们上路，而我不等到家，就已经睡熟了。
爸爸一直希望我们子女有学医的，可以子承父业。别的不说，这多年积累的满书架医书丢了，岂不可惜？遗憾的是，四个子女，一个也没有走上这条救死扶伤的人生道路。我和哥哥是文革后第一届７７级大学生，当年遵照父母意愿，都在第二志愿填写了“安徽医学院”。至于第一志愿，哥哥自作主张，报考“南京航空学院”。而我当时没有主见，只要一流大学就好（我们那一届是先报志愿后考试，不象后来，考试分数下来后才要求填志愿）。遂听从爸爸，不管天高地厚，填报了“中国科技大学”当红专业：物理系等离子体专业（我们处在深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等离子体是什么，并不明白，但是总觉得只有这样莫测高深的专业才有资格盖过父业）。结果，哥哥考取了他的第一志愿，志满意得地寻他的航空梦去了。而我所有志愿全没有中，被硬性“分配”到安庆师范学院英语系去，那个委屈！也委实委屈，我虽然高考发挥得不好，但是后来了解到，分数线已经达标，可以进入第二志愿“安徽医学院”。坏就坏在我“加试”了外语。今天的学生哪里知道，文革后第一届高考，外语并不是必考项目，亦不计入决定命运的总分，原因很无奈：尽管当年积累了近十届考生同时报考，济济一堂，竞争激烈，但是很多人对外语一窍不通，要是坚持外语必考，将会严重影响一多半考生。我当年要不是多年坚持跟着安徽和江苏广播电台的英语学习节目，靠学校教的那点ABC，也不敢应试。可怜我加试外语，满以为在同等条件下，可以被优先录取。谁想到，文革刚过，有外语基础的人不多，属于文科的外语专业生源严重不足，需要把一些加试外语的理工类学生划拉到文科来。就这样，阴错阳差，把个工具外语拽成了专业。当时颇有理工高人一等的心态，被迫进入外语系后，老觉得“误入旁门左道”，这才有坚持自学《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两年之久。倒为后来向文理兼科的跨专业方向发展，打下一点基础。话说回来，当年幸亏没有如愿进入医学院，否则这个世界只会多出一个平庸的医生。我钻研的毅力还有点，但缺乏爸爸的魄力、手巧和胆大心细。在爸爸的事业昆仑面前，怕只能东施效颦。走南闯北这么多年，见识过许多令人佩服的长辈和后进，但我始终最钦佩爸爸。
爸爸现在半退休在家，依旧清贫。一点不象快７０的老人，生活有条不紊，身体健康，仍保持对新事物的好学之心，电脑玩得比许多年轻人还熟。除了熟练查阅英文专业资料外，长年博文强识，普通词汇量跟我这英语“科班”出身的也有一比。子女各自发展，是他最大的安慰。孙儿辈的成长花絮，更给他带来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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