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16日星期一

++《朝华午拾:“数小鸡”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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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华午拾: “数小鸡”的日子

作者:立委


这是一个很久远的动人故事,只是结局有些让人扫兴。说是一位爱幻想的村姑,左手一只老母鸡,右手一篮子鸡蛋,走在冰天雪地里。她开始幻想这些鸡蛋都孵出小鸡,小鸡长大又下更多的蛋,这些蛋再孵出更多的小鸡,直到她拥有了全世界。她正数小鸡数不过来,一不小心滑倒在地,鸡飞蛋打。

太太最近问我:“我们上次数小鸡是什么时候?你现在怎么不数了?” 我苦笑。经历太多的风雨跌宕,已经难有心情了,而且无论如何也超不过当年的想像力了。可太太说:我就爱听你数小鸡。是的,我们都很怀念以前数小鸡的日子。

那是20年前,改革开放初见成效,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硕士毕业留社科院,事业顺风,提前一年获得助理研究员职称,又巧遇太太,喜结良缘,新婚燕尔,生活温馨甜蜜(见《朝华午拾:爱情自白》, 《朝华午拾:牵手》)。

导师成为老板,项目正要用人,自然百般呵护。除了不愿意让我出国外,其余一切均有照应,还主动介绍我到师母所在的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研究生英语,可以挣点外快。真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免除了很多为分房职称而你争我斗的烦恼,没有后顾之忧,项目又能发挥专长,我当然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老板,太太和我皆大欢喜。

说起教英语,我当年的学生中名人可不少,皆因中国音乐学院是中国民族音乐的最高学府,能够攻读研究生的都不是等闲人物,甚至名冠中外的作曲家金湘(当时是作曲系主任,曾创作歌剧《原野》,华夏文摘当年为他出过专集,说他集古今中外之大成)也是我的编外学生。其他学生如今有的官至音乐学院副院长,有的是中国琵琶皇后,还有的被誉为某少数民族偶像级“夜莺”。最知名的当然是彭丽媛。平时聊起来,她对媒体恭维她是歌唱皇后或巨星什么的很不以为然,她 preferred 的称号是歌唱艺术家。其实彭丽媛一个学期也就能上5-6节课意思意思。就这样,常常她在上课,门外就有记者等着采访她。因为长期缺课,她实际上跟不上进度,但她到堂了,总不能晾在一边。所以,当我循环提问时,就找比较容易的给她,比如让她重复我的句子。让人惊异的是,无论句子多长,我说得多快,她都可以八九不离十的复述
出来。有些句子显然她并不理解,看来她的音乐训练培养了她敏感的听觉。这样一学期下来,到期末我开始犯愁,怎样给这个特殊人物评分呢?跟学院教导处一商量,说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你看着办吧。我体会的言下之意是,总不能不让她及格吧。音乐学院的公共外语虽然是研究生必修课程,毕竟不是他/她们 career 的重要内容。后来,我网开一面,期末给她单独出题,允许查词典,让她带回家做,第二天交
来。她大概是熬了夜认真做的,可以看出是个很有天分的人,也确实花了功夫。里面存在一些低级错误,可以判断她是诚实的(其实她那样的地位请人代劳是很容易的)。看在她对这份试卷的认真态度上,我最终给了65分。

除了音乐学院代课,我还先后在社科院夜校和建国饭店讲授英语,学生有饭店招待,出租司机和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有些课太太也去听,她坐在后排,观察学生对我讲课的反应,回来跟我说,你就是纸糊马大嗓,没想到学生还挺服你。我当年年轻气盛,精力充沛,教英语不过是小打小闹,从来不认真备课,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专业上。在年轻人中,我的成绩出类拔萃,在导师的支持下,我开始申请破格提拔副研究员。

太太是双倍开心,因为我不但专业上受到重用,前景光明,而且在经济上也比同类知识分子强很多。社科院名声在外,却是清水衙门,在那个年代,多数人就靠每个月百十来块钱的工资。而我总有外快,头两年教授英语,后来兼职在中关村公司,做技术转移,开发机器翻译的产品,兼职的收入比工资还高,更不用提还曾挣到外汇,一不留神一夜成了万元户(见《朝华午拾:一夜成为万元户》)。当年也没有去银行的习惯,挣来的工资和外快全是现金,就压在枕头下面。记得每次拿钱回来上交太太,太太总是把新钱跟老钱放在一起,然后细细数它三遍,无误后再放回枕头底下。我开始不理解,提醒太太只要把新挣来的钱数对就好,不用麻烦整个再数,还容易出错。太太笑而不答,我行我素,很enjoy的样子,我才明白原来数钱正是妙处所在。后来到海外很多年,起起落落,也有一贫如洗的日子,也有挣钱较多的时候,太太感叹道,银行是好,不管什么钱都直接入账,可再有没有以前数钱的乐趣了。

钱来得快,花得也快。当时我们在岳母家住,岳父母辛劳一辈子把四个孩子带大,三个送入大学,一个进了中专,个个都很有出息,在四合大院百多户人家成为美谈。可是,光靠老俩口的工资,勉强度日可以,大件是没有能力置办的。太太是四个孩子的老大,最先工作和结婚,自然当仁不让。百废俱兴,家庭基本建设正需要钱的时候。所以,厚厚一叠的票子,买个大冰箱,哗,下去了一多半。钱很快又长高了,岳父弄来一张很难得的彩电票,全家买台彩电热闹热闹,哗,又下去一截,如此反复。让太太特别得意的是,不管怎么花,这钱总会再涨回来。太太告诉我,还是你们研究所大姐那天说的对:不能找金山,因为总有坐吃山空的一天,要找就找立委这样的金钥匙。

当年工作真是刻苦,尽管社科院不需要坐班,而我差不多每天都在单位干到很晚,直到饥肠辘辘顶不下去了才骑自行车匆忙回家。一边骑车,一边想着岳母做的炸酱面、烙馅饼和其他家常美味(岳母和太太总是把我那一份留出来)。太太全力支持,对我晚回来从无怨言,可是看到我天黑未归,总是惦念。当年,整个大院才有一部传呼电话,很难互相沟通。很多时候,都是她等不及了,就出胡同去迎我,有时走出去好几条街也不见。好多次,我们俩走岔了,回到家,一看人没在,赶紧骑车回找。找到就带在车后回转,进入长长的胡同时,总是小俩口牵着手,一路聊着天回家,感觉温馨而浪漫。

岳母家在东城区鼓楼附近的老四合院里面。周末我们常常在胡同散步,一边胡吹乱侃地“数小鸡”。太太常说,连想都不敢想的人,还会有什么出息。她坚信我无所不能,总是鼓励我解放思想。我逐渐发现,无论我怎么海吹,她都很开心。而且吹得越神,她就越开心。不就是图个开心么,反正吹牛不用上税,又没有外人听见,所以我就可劲地吹。从茅盾故居门前过,我就说,赶明儿把这座保存完好的四合院揽下来吧。后来一商量,觉得茅盾的四合院毕竟太小家子气,家门口的乌兰夫府上倒挺大,可外观也太寒碜,围墙上还有铁丝网,跟个监狱似的。于是开始把眼光瞄向北海附近的郭沫若旧居和宋庆龄的宫殿。终于有一天,小鸡数到了我们当年能够想像的极限:“干脆把十里长安街包下来得了。”

太太问:“包括紫禁城和中南海么?”
我说:“当然”。

记于2006年九月一日劳动节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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